九、理解毛泽东“双百方针”内涵的一个范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艺方针。我们既然要沿着“双百方针”的道路以追来日，那么研究毛泽东五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毛泽东是把这篇小说，作为一个应该保护的文艺作品的典型，来阐释和发挥他的“双百方针”思想的。毛泽东对“双百方针”有不少理论上政策上的阐述，但仅读那些阐述毕竟还不能完全摸准毛泽东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不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幸好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幸好有毛泽东对它的多次评说，这就把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具体化了。让我们细品毛泽东的评说，把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内涵理解得更具体、更深入些。

　　毛泽东在多次评说中，谈了对王蒙的期待，谈了对这篇作品的满意和不满意之处，也谈了对相关编辑和评论家的强烈不满。从作家、作品、编辑、评论家，就是说，对一部文学作品所涉猎到的主要方面，毛泽东都谈到了。毛泽东认为，如果连《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容忍，那么“双百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我们不妨归纳一下毛泽东的肯定与批评，以搞清毛泽东在“双百方针”旗帜下，对文艺作品的容忍尺度，和对文艺新局面抱有什么样的期待。

　　容忍毒草有益，不容忍毒草有害，这是毛泽东在倡导“双百方针”时重点强调的观点，也是他运用辩证法比斯大林的形而上学高明的地方。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东西，竟不是政治观点上的，而是评论家恶劣的文风和编辑的某种作风。除了编辑强塞自己的东西给作家是恶德而外，毛泽东深恶痛绝的是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文艺评论文风，即所谓“大军围剿”、“军法从事”。毛泽东强调“有文才的人难得”，强调要支持“新生力量”，而“批评他的文章的人没有保护之意”，这就使毛泽东极为反感，挺身而出为王蒙解围了。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包括对其表现之一的打棍子的恶劣文风的痛恨，也是一以贯之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是吃过教条主义者大亏的，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吃得就是比较透，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得就是比较深。他晚年的失误，不在于他没有提出过正确的理论和方针，而在于他没有坚持贯彻他本人提出来的种种正确的理论和方针，包括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的理论和方针！

十、王蒙自我反省中的执“迷”不悟

　　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大的不满足，就是正面人物林震写得弱，还具体点到了林震和赵慧文夜煮荸荠一节，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笔者在考证、梳理毛泽东对这部作品多次评说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打转：王蒙能否像政治家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把林震写得更坚强正确、更高大一些呢？如果他做到了，不就没有“大军围剿”了吗？同时，不也就有可能，使毛泽东在保护他的同时，没有关于正面人物写得弱的遗憾，因而得到毛泽东全面的欣赏了吗？

　　笔者为此阅读了王蒙写于1957年那个春季的带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性质的文章，即《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震及其他》等三篇[27]。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诚恳地自我检查。比如他一再批评自己“忽视了自觉的先进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反思自己“只考虑到反映生活，没有更多的想到评价生活”；一再申明自己愿意接受对小说的各种善意批评。二是对误解做耐心的解释。比如他解释说：小说不是真人真事，他在小说中顺手写到了《北京日报》，并不意味着就是写北京的事，等等。三是对某些问题进行辩解，和风细雨地反批评。比如对那种打棍子式的评论，“也有个别的批评非常吓人，那就是对作者的政治面貌也下了判决”，“但这样的批评也有好处，就是很尖锐，使你不能不好好考虑。批评也要百花齐放，批评中的毒草，也可以肥田。”王蒙还进一步辩解说，他本人虽然立场“基本站在林震方面”，但生活中的作者并不像林震、赵慧文那样天真、软弱，作者的问题在于由于“忽视了自觉的先进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而把自己“降得”和他们一般低了，“我说降得，因为在工作、生活里作者与林、赵式的人物还是有界限的。”以上三点使我们在青年作家王蒙之外，还看到了一个作为青年共产党员的王蒙。他信奉领导、党支部教给他的党性修养方法，用力地从严剖析反省自己，即使是解释与辩解，也颇符合党员政治生活的规矩。然而，也许正是他的这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真诚，使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始终执“迷”不悟。面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又爱惜又批评的最重量级的评说，王蒙的确没有学习韩常新的那套本事（王蒙文中称为“新市侩主义”），细心揣摩并按照领导的意图写文章。所谓执“迷”不悟，就是王蒙诚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之意，但是他反复强调：要把林震写得完美无缺，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蒙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承认：他写这篇小说时，有一种“迷信”。这个“迷信”是什么？王蒙解释说：“作者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艺术感觉，他认为，靠这种艺术感觉，忠实地、大胆地再现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矛盾，就是为读者做了最好的事情。”王蒙在三篇文章中都坚持：根据他的艺术感觉和生活观察，林震根本不可能形象更高大。“我写赵慧文、林震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把他们写成英雄人物。”（《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前，有一个背景事件，就是1956年前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连载了前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小说基本情节是，拖拉机站站长是个小官僚，女青年娜斯佳新到这里担任总农艺师。娜斯佳坚定而正确，她对拖拉机站盛行的歌功颂德、虚报瞒报之风，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极看不惯。一次上级领导来站里视察，当站长和那些吹牛拍马的人汇报工作、又在那儿文过饰非的时候，娜斯佳忽然站了起来，当着上级领导的面，她说：这些都是假的，让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于是，小官僚站长被彻底揭露，娜斯佳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小说连载引起强烈反响，《中国青年》随后开展了对这篇小说的讨论，并在编者按中号召学习娜斯佳精神，提倡青年说真话、干预生活。已有了6年多基层团干部经历的王蒙，根据自己的体验，认为《中国青年》这一号召不合中国实际，是要碰壁的。在中国，一个年轻人刚到新岗位，一般不可能像娜斯佳那样，直面指责、纠正上级的缺点而顺利获得成功。王蒙在《林震及其他》中写道：“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佳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佳那样，那似乎太理想化了……不遂人愿的是，往往一些热情学习娜斯佳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佳那样坚定、正确。他们在成长，正在战胜周围的落后势力的斗争中战胜自身的缺陷。遵照生活的提示，我试写了林震。”王蒙认定，“周围的落后势力”需要战胜，而同时青年“自身的缺陷”也需要战胜。这是王蒙遵守的“生活的提示”。王蒙在小说中有意设计了一个情节：林震揣着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上班，后来遭到了刘世吾、韩常新的调侃嘲笑，而林震对他们的类似娜斯佳式直面批评，受到了压制，便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塞进了抽屉里。作家的工作就是这般有趣，《中国青年》编者按号召青年说真话、干预生活，青年王蒙响应了号召，说了真话，却干预和教训了《中国青年》编者按。

　　王蒙1957年春的那三篇文章里，至少有两篇即《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确定分别写于毛泽东讲话后的1957年4月和5月，在这种情况下，王蒙仍然坚持，林震不可能成为娜斯佳的中国版，甚至这个观点干脆就是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毛泽东批评正面人物写得弱，而王蒙解释说：实际生活中他看到的正面人物就是这么弱。毛泽东批评扔烂荸荠一节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而王蒙解释说：林震“把烂荸荠扔在地上（自是有碍卫生喽），毕竟是上帝允许犯的错误。”毛泽东的不满，显然不是有碍卫生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可以以年轻幼稚为理由、借用“上帝”的名义轻松化解。王蒙针对毛泽东不满意的地方所做的自我反省、检讨和解释，基本没有到位。前些年有人说王蒙一代作家太“聪明”，但这样的自我反省、检讨和解释，显然称不上“聪明”。

毛泽东是文学素养很高的政治家，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如果政治上需要一个更坚强更正确的林震，他便会对作家提出这样的期待。王蒙是政治素养不错的少共作家，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当生活提示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林震时，即使他再“聪明”，再踮起脚尖往上拔高，也写不出不切实际的、政治观点先行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