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二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据说毛泽东有一个习惯，遇到某一个重大议题开讲前，他要找些有关的人一起谈谈，为了集思广益，也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使思想逐步深化、条理化。2月16日那次临时召集的座谈会，就是毛泽东为他随后的更重要的场合讲话做准备的。10天之后的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那篇后来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讲话中，他再一次提到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黎之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根据他的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谈王蒙的：

　　“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他写了篇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仔细一查他也是个共产党，共产党骂共产党，好嘛。有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北京的城墙这么高，官僚主义不少。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好家伙，大军围剿啊。我要为王蒙解围！” [16]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或许由于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化，或许由于行文上的需要，毛泽东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那一席话，在正式发表的时候被删去了。被删去的不光是谈王蒙的这一段，更有不少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如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等。还补充增加了一些会上没讲但很要害的段落，其中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关于扩大阶级斗争范围、加重阶级斗争分量的叙述。历史已经证明，一些原话的删去，特别是一些要害段落的增加，给后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给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曲折。[17]

六、毛泽东三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第三次在会议上公开谈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从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在北京开了7天。从披露出来的资料看，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先后两次谈到王蒙。一次是3月8日，资料见诸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这篇文章的注释说：“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3月8日的这次小范围谈话，有点像答疑，大家提了很多问题，集中起来，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在谈到“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时，说了如下的话：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毛泽东这次小范围的谈话，当时流传并不广。听众较多并在会后传达，使之广为流传的，是毛泽东在3月12日大会闭幕前一天的讲话。那是他第四次谈到王蒙。很多人知道毛泽东保护支持过王蒙，大多是从这第四次谈话中了解的。

七、毛泽东四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3月12日傍晚5时，毛泽东来到宣传工作会场作报告，大约讲到晚7点散会。毛泽东是一边抽烟、一边作报告的，听过录音的王蒙本人还记得：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时候，中间停顿了一下说：“粮草没有了。”毛泽东把香烟比作他的粮草。别人赶忙给他递上烟，毛泽东于是继续往下谈。

　　张光年参加了会议，他回忆了毛泽东谈王蒙的情形：

　　“我想不起是什么由头，是否又有人对王蒙的小说提出了新的批评，毛主席把问题又算到那几个部队作家的账上，再次提出严厉的批评。我记得他当众大声指责说：‘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 [18]

　　《毛泽东思想万岁》记载的这次谈话也颇值参考，毛泽东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现在共产党里面还有这种人。总而言之，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个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其实王蒙的这些东西不是毒草。”“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 [19]

　　最关注毛泽东讲话、记忆最深的，恐怕莫过于王蒙本人。除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录音，他当然还特别留心毛泽东在其它场合谈他的信息。听一听王蒙对毛泽东上述四次谈论他的综合记忆，有特别的史料价值，也是很有趣的。

　　1993年2月1日，王蒙接受《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的采访。编者问：“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讲了些什么内容？”

　　王蒙答：“他讲了多次，包括在颐年堂召开的新闻、出版、文艺座谈会上，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了录音。几次讲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听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争得很厉害，反对的人还写了文章对他进行‘围剿’，要把他消灭。可能我这也是言过其实，我看了李希凡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大满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现在写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当了政协委员的关系吧。毛说到李希凡时，有点讽刺的意味，不过时过境迁，这些都没有关系了。现在李希凡还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还有一篇，就是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个人合写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的《是香花还是毒草》，主意要把我的那篇小说打成毒草。后来这篇文章的清样送到毛泽东那里，他看后非常不满意。”

　　编者又问：“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王蒙答：“可能跟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的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表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轻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腾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并毒草共放。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