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爱读、爱谈文学，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水准也很高。但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毛泽东鲜少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除了对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加谈论之外，我们还没发现毛泽东在重要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评说其它任何一篇当代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如姚雪垠的《李自成》,还谈过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记》[1]；散文诗歌有，如流沙河的《草木篇》[2]；但也不及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谈得那样多。毛泽东谈中国文学，给人大致的印象是：古典小说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现代小说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鲁迅，谈到过《阿Q正传》等，谈他的杂文、旧体诗更多一些，当然还有全面的评价[3]；而当代小说中，毛泽东谈得比较多的，则是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了。谈曹雪芹，是在作家盖棺之后。鲁迅的情形也差不多。而毛泽东谈王蒙的时候，王蒙才22岁，发表作品尚不到8万字，是毛泽东时代一个副处级基层团干部，一位刚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而如今，王蒙已盛名遐迩，年逾古稀，发表作品1000余万字了。

　　毛泽东对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是一般地谈，而是大加评说，这么说的根据有五：一是谈的次数比较多，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他先后谈了至少5次。二是谈的非常密集，这5次谈论的时间，集中在1957年2月至1957年4月的两个月时间内。三是谈得语气很重，颇动感情，有一次还对小说的修改者、《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大为震怒"。四，不是就事论事、就文艺作品谈文艺作品，而是把它与重大政治举措和重大文艺方针结合起来谈。五是谈论的场合有的非常重要，甚为郑重，譬如2月份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譬如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都因其重要性而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史册。[4]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毛泽东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这情有独钟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这一现象发生在王蒙身上？让我们试着搞清它。

一、关于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在谈王蒙的小说之前，并不知道王蒙为何许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要保护他？”毛泽东在主席台上问：“(王蒙)是共青团员吗？”有人答：“是党员。”其时王蒙刚刚登上文坛,知道他生平情况的人还不太多。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平，1948年即14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王蒙年仅22岁，时任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区委副书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不是王蒙的处女作，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个长篇，名《青春万岁》，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的这个9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载了《青春万岁》的片段[5]。《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不是王蒙第一篇短篇小说，他发表的首篇比较有分量的短篇小说，名叫《小豆儿》，载《人民文学》1955年第11月号。《小豆儿》的成绩也不错，当时中国作协为了展示第二次文代会后的文学创作成就，选编了一套丛书，《小豆儿》分别被短篇小说集和儿童文学集的初选者同时看中，经两主编林默涵和严文井商量，最后被选入儿童文学集。严文井在这个集子的序言中，提到“一批值得注意、值得欢迎的新名字”，其中就有王蒙[6]。王蒙在悉心修改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时候，为了调节一下脑筋，于1956年5至7月写成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的原名叫“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人民文学》发表时，副主编秦兆阳把它改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个名字。当它被收入这年的《短篇小说选》时，王蒙为小说恢复了原名并删去了一个“一”字，定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使用至今。但毛泽东当时读到的，题目应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林震是一个22岁的单纯、热情、有理想、有干劲的年轻人。由于表现好，从小学校调进了区委组织部。当他在一个“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的残冬前来报到的时候，对党的区委领导机关充满了敬意和“神圣的憧憬”。但是，区委组织部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伟大、纯洁和美好。主持组织部工作的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但他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衰退了，成了一个冷漠的“老油条”。他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林震的顶头上司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韩常新外表讲究风度，“给人一种了不起的印象”，他对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兴趣不大，却能说会道，特别有一套按照上级胃口写圆滑虚夸文字材料的本事。林震和韩常新、刘世吾很快产生冲突，冲突主要发生在解决通华麻袋厂官僚主义问题上。厂长王清泉是一个问题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上班时间下棋，对工作不负责任，作风跋扈，对党支部和群众的意见不予理睬。林震认为应该立即解决，并参与支持了麻袋厂工人反对王清泉的行动。韩常新、刘世吾完全了解麻袋厂的严重情况，但韩常新关心的不是抓紧教育纠正王清泉，他的兴奋点完全落在写一份漂亮中看的党建简报上，以娴熟的手笔和很高的效率，写出了一份关于麻袋厂党建工作取得成绩的文章。刘世吾则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便采取“拖”的办法。直到两个月后党报发表麻袋厂的人民来信，揭露了问题，这时刘世吾才认为时机成熟了，雷厉风行地解决了王清泉的问题。组织部里只有一位“苍白而美丽”的女性赵慧文，与林震心曲相通，但比林震柔弱些。他俩交换对组织部缺点的看法，互相鼓励，还一起听音乐、煮荸荠、欣赏油画和春夜清雅的槐花香气。林震不能容忍党的领导机关有缺点，便在区委常委会上，尖锐批评组织部的问题，与韩常新、刘世吾发生争论。小说最后，已是初夏，林震勇敢地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的大门，期望通过更高的上级来纠正组织部的缺点……

从小说的情节看，王蒙写的是一个初出茅庐、显得稚嫩的年轻人，刚走进新的单位，在工作上和情感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并同工作上的挫折抗争的故事。王蒙的同情心显然站在林震一边，但王蒙批评的锋芒，并不仅仅对着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地方是通华麻袋厂，代表人物是厂长王清泉。而王蒙的笔墨，重点是放在对组织部的描写上的。王蒙坚持使用原名“组织部来了（一）个年轻人”的用心，显然意在写组织部的工作状态，而非重在写一个青年人，更非重在塑造一个反麻袋厂官僚主义的青年人形象。组织部的缺点不是“官僚主义”一个词所能简单概括的。这里干部责任心的衰退，事业心的淡漠，表面上是主观上的工作作风、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深层次则与客观的政治体制上的、历史文化传统上的、人性中的问题有关。正如“苍白而美丽”的赵慧文说的：“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刘世吾的缺点是复杂的，比如说他的“时机成熟论”，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合理性，处理事情确实有一个量变观察、时机成熟的问题，所以“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而林震的优点也是复杂的，比如他的单纯，他认为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有缺点，他面对复杂麻烦的工作和生活，抱一种理想化的、单纯透明的美好愿望来挑剔一切，指责一切，这难道又是切合实际的吗？怀着纯洁的对于天堂的向往去做事，结果却向地狱的方向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