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肝胆相照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作为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感到扬眉吐气，认为广大海外华侨从此有了坚强的靠山，他们不再是“海外孤儿”，而是“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慈母，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兴奋地表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在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兴利除弊，百政维新，将见三大国中原属落后之中国，勃兴发展，独立自强”。陈嘉庚：《新中国观感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2004年版，第142页。从此，他和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共事，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陈嘉庚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亲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考察到福建，耳闻目睹主政福建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不事家乡建设致使民生凋弊时，遂多次致电蒋介石予以谴责并强烈要求撤换主闽官员，蒋未理睬，其满腔热情受到冷落。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的政协二次会议上，陈嘉庚针对福建全省交通落后的状况，提议修建铁路，并于1952年5月和12月两次致信毛泽东。毛泽东很重视，两次接信后，均即批转有关负责同志办理，但因抗美援朝战事紧张而难以实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1954年福建鹰厦铁路正式动工，1956年建成通车，适逢陈嘉庚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毛泽东见到陈嘉庚，特意走到他跟前，高兴地谈论起鹰厦铁路通车一事。

　　1955年8月2日，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先后赴东北、华北、西北、中南16个省市自治区参观考察，行程2.5万里，长达5个多月。陈嘉庚忠实履行政协常委参政议政的职责。他考察认真仔细，不断给毛泽东、周恩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报告见闻，并提出15项重大提案建议，其中对海南岛橡胶业有一整套建议。考察结束后于1956年元旦发表了题为《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的长文，满怀信心地指出：“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从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华侨领袖陈嘉庚》，第27页。陈嘉庚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

　　陈嘉庚对毛泽东十分敬佩。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都有非凡的才能，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天天都与军事、政治打交道，和群众结为一体、经历丰富，对情况了如指掌。毛主席“领导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短短十年努力，将破碎山河改造和建设成为独立自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一年等于几十年几百年，谁能想得到”！《张楚琨诗文选》，第30、36页。以陈嘉庚严峻耿直的禀性，他对毛泽东的这些赞美之词，绝非表面奉迎，当是由衷而发。

　　毛泽东对陈嘉庚非常关心。1952年2月26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阅览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获悉美蒋特务将策划谋害陈嘉庚并嫁祸于我，当即将电报批转周恩来：“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周恩来立即作了布置，恳邀陈来京定居，但陈为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建设，谢绝了周的好意。周恩来遂指示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要绝对保证陈的安全，并派驻军协助。

　　毛泽东对陈嘉庚也非常尊重。1952年春陈嘉庚致函请毛泽东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字。5月16日，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字并复信：“陈委员：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47页。毛泽东的题字和陈嘉庚手书碑文的集美解放纪念碑，至今仍高耸在集美鳌园内。毛泽东虽然日夜擘画国家大事，但对于陈嘉庚提出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都认真对待。1955年三四月间，陈嘉庚致信毛泽东，建议全国食用较粗糙的“九二”、“九五”米(即每百斤粮食脱壳的糙米，再加工后得92斤或95斤米)，以节约粮食；同时建议福建省晋江青阳机场改建在青阳公路以南。5月1日，毛泽东回信：“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1955年9月中旬，陈嘉庚访问西北，途中顺便拜谒了黄帝陵和轩辕庙，看到黄陵年久失修，遂于10月9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黄帝陵和轩辕庙，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抑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毛泽东收到信后，于11月1日将其批转周恩来：“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31页。从来往信函中，可以看出陈嘉庚敢于直言的精神，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陈所提问题的高度重视。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通过毛泽东和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可以看出：第一，陈嘉庚由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首先是陈嘉庚本人追求正义和进步事业的思想使然，但通过与毛泽东的交往，受到的客观影响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陈对毛泽东敬佩、景仰的言行即可说明。第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能够虚怀若谷，与党外人士直面交流，虚心纳谏，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民主作风；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陈嘉庚作为党外人士，多次向毛泽东上书陈言己见，坦率提出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他认真负责的参政议政精神。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团结合作的民主空气和融洽氛围。第三，毛泽东和陈嘉庚，人生经历差异很大，个性迥然不同，但他们能够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结为知己、挚友，充分展示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而殚精竭虑的奋斗精神和襟怀坦荡的崇高情怀。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 2010年第3期 作者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