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相交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

　　陈嘉庚早年曾跟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并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但革命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功败垂成。陈嘉庚对此颇感失望。进入20世纪20年代，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诞生并登上中国革命舞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由于长期侨居海外，陈嘉庚对中共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有所耳闻，但并无接触。他一直把南京国民政府当作正统，并对蒋介石“抱有厚望”。参见《陈嘉庚先生纪念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出版，第9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各界包括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广大华侨以前所未有的高涨热情投入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浪潮中。抗战时期中共制定了比较成熟的侨务政策，与海外侨胞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这为毛泽东与陈嘉庚提供了相识、相交的历史机缘。

　　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抗战实况，陈嘉庚亲自发起并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于1940年3月回国考察。在重庆，陈嘉庚受到蒋介石及其党政要员们的“热情接待”，蒋还授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设宴招待陈，“宴间朱君招余入国民党”，被婉辞。参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蒋介石几次会见陈，除攻击谩骂共产党外，还连续三次征求陈对国民党的意见，意欲拉陈入党，亦被婉辞。陈嘉庚抵达重庆不久，周恩来代表中共到其住处看望，毛泽东闻讯后电邀陈访问延安。5月31日，陈嘉庚偕慰劳团成员李铁民、侯西反二人冲破国民党重重阻挠来到延安，受到边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与陈嘉庚首次会面。陈嘉庚对延安进行认真的参观考察，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朱德总司令在军务繁忙之际亲自陪同陈嘉庚参观；毛泽东两次到陈下榻处，“或同午饭，或同晚餐”，“谈得十分诚挚”。参见《张楚琨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据当时在延安的归侨回忆，毛泽东、朱德与陈嘉庚至少“晤谈”四次。参见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回忆陈嘉庚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通过短暂的考察和交往，陈嘉庚感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坦诚务实的，毛泽东“是一个好领袖”，“他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参见香港《华商报》1949年3月2日。由此，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参见张楚琨：《陈嘉庚光辉的一生》，《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陈嘉庚的重庆和延安之行，通过与国共两党首脑的接触交往，思想信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位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对他以前熟悉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人产生恶感，对以前陌生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则产生了好感。在南返途中，陈嘉庚对国内抗战如实谈些观感，却遭致蒋介石的袭扰，甚至在侨社中进行倒陈活动。在陈受到攻击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致电陈嘉庚，予以精神鼓励。

　　作为中共领袖与海外华侨领袖，毛泽东和陈嘉庚在抗日战争中相识相交。这种相识虽是历史的一瞬间，但身知心知，对两人后半生的友谊奠定了深厚基础。陈嘉庚后来在抗战中领导全南洋华侨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送给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以示赞赏。通过这次相识，陈嘉庚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如廖承志所说：“通过实际观察，陈先生加深了对我党的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29页。曾长期在陈嘉庚身边工作的张楚琨认为：“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张楚琨诗文选》，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