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文字改革方案的制订予以悉心指导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新中国各项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毛泽东政务繁忙，因此对文字改革的考虑相对要少一些，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语言文字问题是一个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的重大问题，又是一个牵涉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问题，因此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十分重视，对文字改革具体方案的拟定给予了悉心指导。
　　（1）从群众利益出发，提出简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50年代初中期，正是毛泽东对改造旧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探索时期。这种探索，在文字改革领域得到鲜明的体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这是毛泽东观察和解决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而关于简化汉字的考虑就是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和方向的探索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汉字一直有简体、繁体之分。简体字被称为俗体字，主要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繁体字作为正统文字即正体字来传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简体字在根据地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采用和创造了许多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随着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流行到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但是80%的人不识字的现实，限制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运用。正是为了使文盲半文盲迅速地掌握使用文字，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文字改革首先进行汉字简化的建议。1950年7月，毛泽东又向教育部提出“对常用字、简体字和一般文字改革问题多加研究”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教育部于1950年10月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共计550个字。1952年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接手了教育部所进行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在这550个简体字基础上，继续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到1952年底制订出包括700个简体字的《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后，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指出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参见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这些很好的建议给汉字简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方法。1953年12月，中宣部又传达了中央对汉字整理工作的四点意见：（1）实行简体字，采用通行的简体字3400个，另外整理出通行简字的偏旁；（2）统一异体字，有简字的以简字为正体；（3）选定一般必学的常用字1500个，1500字以外注音；（4）夹用拼音不宜太多。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决定将汉字字形的简化工作与汉字字数精简工作相结合，首先是数量上试行精简；依据毛泽东“利用草书”的指示，形成了“草书楷化”的“简化方法”；还通过简化偏旁，形成了一些“偏旁类推简化字”。到1954年11月，形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中央。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收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分四批推行。
　　经过几年的推行，实践证明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起了积极作用。1964年，我国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苏培成：《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光明日报》2009年5月28日。)
　　（2）吸收外国进步文化，赞成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的指导，也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的思想。在汉语拼音方案拟定之初，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的意见。转引自马叙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开会辞》，《中国语文》创刊号，1952年7月号。这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毛泽东文艺论集》，第42、148页。)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其思想渊源。其次，从时代背景来说，毛泽东提出这一主张，与1951年底扫盲运动中出现的“速成识字法”有一定关联。速成识字法，195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这是一种借助传统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中央领导人对这种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称他为“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他为“当代仓颉”。既然这种传统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辅助识字效率如此之高，毛泽东倾向于采取民族形式的拼音字母，也在情理之中。而且，1952年至1954年的拼音文字方案拟定工作，就是以注音字母为基础进行修改的。
　　当时，毛泽东对究竟什么是汉语拼音的“民族形式”，认识也不是很清晰，尚无确定的意见。1952年8月26日，马叙伦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意见时曾说：“毛主席肯定文字要拼音化，要力求美观，毛主席倾向双拼，但不是最后指示。”(参见《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第165页。)1953年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拟出了中国拼音文字的字母草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认为，1952年草拟的拼音字母，在拼音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指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方案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参见《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第171页。)
　　根据这些意见，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以注音字母为基础进行修改，设计了五套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决定采用现成的国际通用字母即拉丁字母，并于1955年11月23日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注音字母笔画繁杂，笔势不顺，方向纷乱，书写不便，在记录方言和拼写少数民族语言方面都有困难，因此不可能作为我国将来拼音文字的字母，迟早要用别的字母来代替。但是如果等到将来再改，则不如现在就改，否则在教学和出版印刷方面徒然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并增加将来改变时的困难。(参见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1955年11月23日。)
　　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毛泽东一向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探索民族形式字母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尊重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意见，同意采取拉丁字母形式，并就这一问题在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讲解。他说：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参见《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第219页。)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后，这个方案迅速地在全国推行，并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扫盲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全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成果，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赞赏。据报道：毛泽东在看望炮兵某部官兵时，看到新战士曹有炜拿着一本汉语拼音课本，就把书要过去，一页一页地翻着。毛泽东笑着向大家说：“这种拼音字很好，你们好好学习吧。”(《解放军报》1960年11月11日。)
　　（3）要求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