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新中国文字改革目标、方针作出战略规划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热衷于改革汉字的党内外人士又提出了文字改革问题，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8月25日，吴玉章就文字改革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问题。此时，中共中央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军政大计，还未考虑将文字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毛泽东收到吴玉章信后，并没有立即发表意见，而是委托郭沫若、茅盾、马叙伦三人研究吴玉章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并将他们的回复意见反馈给吴玉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放眼国内外形势，对文字改革问题作出战略规划，很快将文字改革提上新中国的工作日程。
　　首先，文字改革是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扫盲运动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是当时却存在着一些必须从语言文字领域克服的困难。例如，当时方言众多，造成了社会交际的严重障碍，制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影响了政令畅通。在全国或全省的会议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别很大的方言所作的报告。这种状况与新中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文盲。据统计，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陈毅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0月15日。因此，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但在识字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传统繁体汉字的“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成为影响识字效率的主要障碍，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这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汉字，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学习使用汉字，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指出：不能从文字改革本身来看文字改革问题，“应该把它和完成三个五年计划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陈毅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0月15日。）。
　　其次，文字改革是新中国对旧有文化进行改造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现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众多，他们中很多人带有旧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印痕，文化界新旧思想的冲突，使得文化的改造、文化的转型成为必然。在毛泽东看来，不对旧有的思想倾向进行改造和批判，不对文化现状进行改革，就会影响和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兴起。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字，无疑也成为改造的对象之一。
　　再次，实行拼音化文字改革是当时世界文字发展趋势。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很快实行了文字改革。1921—1932年，苏联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拉丁化文字改革，把原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给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拉丁化文字；1936—1940年，又放弃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新创的拉丁化文字都改成斯拉夫字母。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人民共和国起初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字母，后来在1941年向俄文看齐，又将拉丁化字母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40年代中期，越南、朝鲜和日本这些曾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也进行了文字改革。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日本在1946年启动了汉字简体化、拉丁化改革。此外，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进行了文字改革。如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
　　可见，文字改革尤其是拼音化文字改革，在当时的世界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关注。1950年2月1日，刘少奇写信给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胡乔木，指出要研究亚洲邻国蒙古、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经验，以便为我们的文字改革制订方案。（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1951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张。（转引自汪学文：《“共匪”文字改革总批判》，“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74年，第8页。）毛泽东这一认识，与其在民主革命时期倡导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主张，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字改革树立了根本方向和目标。
　　毛泽东提倡汉字拼音化改革，但也深知“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文字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基于这一认识，1950年6月，毛泽东对以吴玉章等人为代表的文字改革倡导者“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的看法不予赞同，强调“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应该“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参见《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64页。）他明确指出文字改革的方针是：“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第101页。）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再次表述了他的这种看法。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致蒋竹如的信中，专门谈到文字改革，他指出：“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页。）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为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的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目标和方针来规划并推进的。自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首先进行汉字简化的研究和方案制订工作，同时着手开展了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即推广普通话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工作先后取得成果：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拼音化方向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文字改革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有些知识分子对汉字拼音化问题发表了反对意见。如有人指出：“我对文字改革的理由不了解，因此我不能盲目地同意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文献虽然很多，可是从这些文献中就找不出足以合人信服的汉字必须拼音化的理由。”(《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记录》，《拼音》1957年第7期。)还有人指出：世界各国文字有两种体系，一种是东亚的中国形意文字体系，另一种是西欧的罗马拼音（拉丁字母）文字体系。“二者互有短长，无所谓轩轾优劣，更无庸是彼而非此”；“今之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的，主观上是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观上，则是自己毁灭祖国历史与文化，消灭民族意识，正是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的国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王重言：《对于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商榷》，《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
　　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任务作了明确界定，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对毛泽东提出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进行了深入阐述。据胡乔木说明，这三项任务“是经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在政协扩大会上宣布的”。(参见《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报告明确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而关于汉字的前途，报告指出：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至于用什么方案，现在不忙把它肯定。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但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7页。)这就把文字改革的任务划分为“当前”与“将来”两个阶段，以搁置争议的态度尽量做到求同存异。至此，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就构成中国文字改革的内涵，奠定了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框架，此后30多年的文字改革工作都是从这三方面展开的。
　　（二）对文字改革方案的制订予以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