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由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领导发起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受此影响，瞿秋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成立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在旅苏的10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转引自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其实，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主张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除因为“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认为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利用，是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的主要目的。（参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8、59页。）这一点，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索和认识十分契合。
　　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带有阶级的烙印，即“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过去社会的文化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未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这样，在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创建工农苏维埃文化的号召。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需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而创建工农大众的文化，首先要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做起。这样，努力扫除文盲成为“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文稿摘编》（内部本），第659页。）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苏维埃政府先后制订了《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消灭文盲协会章程》、《关于儿童入校与消灭文盲运动的指示》、《消灭文盲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的奋斗目标及“不识字的是瞎子”、“开展消灭文盲运动”的鲜明口号，把发展识字、文化教育事业当成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完成苏维埃各方面建设的锐利武器，广泛深入地开展苏区的扫盲运动。
　　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因此在苏区的扫盲运动中，曾有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酝酿，但因战事紧张，未能实行。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西北办事处积极支持试行新文字扫盲，并使之成为革命根据地发展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字如何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利用，所以对拉丁化新文字十分赞赏。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篇文章之后，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发展。1940年1月1日，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角度，毛泽东发出了文字改革的号召。即：“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给了新文字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励”（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上），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1979年内部版，第141页。），促进了新文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陕甘宁边区于1936年至1938年初、1940年至1943年春先后开展了两次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该协会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李富春等54人，毛泽东还担任了该协会的名誉理事。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边区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将一律一边印新文字，一边印汉字；凡是写报告、递呈子、计账、打收条、通信等，用新文字跟用汉字法律上有同等效力。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与边区新文字协会联合创办了《SIN WENZ BAO》（新文字报），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上），第164页。）。在这种号召之下，晋西北边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中根据地等也都开展了推广新文字的工作，积累了文字改革的宝贵经验。
　　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认识则是从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把文字改革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之中来考虑。从文字改革方向和方针的确立，到文字改革具体方案的制订，毛泽东无不亲躬亲为，倾注了很多心血，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对新中国文字改革目标、方针作出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