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揭开盖子”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子，到处讲演，自我吹嘘。他有着很好的口才，还能滚瓜烂熟地背诵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说到兴头，还不时抛出几句俄语，但对中国的实际却知之甚少。王明虽然表面上对毛泽东是服从的，但骨子里却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袖，最多只能算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而已。
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此，在十二月会议上，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主张一度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
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有所考虑，也有所顾忌；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向来不让步，即使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他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叶子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一般不直接与人正面交锋，认为那样很蠢很笨，常常旁敲侧击，引其他人说话或当事人坐不住跳起来。
叶子龙记录了这样一个“插曲”：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会餐。在饭桌上，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两个盖着盖子的小搪瓷茶缸。毛泽东对王明说道：“绍禹同志，你猜一猜，这茶缸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要揭开盖子，君子动口不动手！”
王明把刚要掀杯盖的手挪开，想了一想，微笑着回答：“我猜嘛，是酒，对不对？”
毛泽东说：“猜对了一半，一杯是酒，是长征的时候我们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另一杯是水，是延河的水。”停顿了片刻，他又接着说：“看来，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揭开盖子，看一看，闻一闻，必要时还得亲口尝一尝。”
王明端起酒杯：“泽东同志又在讲实践论了，来，大家为实践干杯！”在座的人都端起杯子站了起来。
毛泽东说：“我是不能喝酒的，还是喝延河之水吧，干杯！”
在回忆录中，叶子龙还记录了更能反映毛泽东性格的另一件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成行，一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反之，他不想做的，谁说也不一定行。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
在访苏期间，由于谈判不顺利，住在斯大林别墅里的毛泽东心情烦躁。这天早晨，毛泽东一起身就对叶子龙说：“如果苏联同志送吃的来，告诉他们，鱼一定要活的哟！”
叶子龙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莫斯科为毛泽东送食品的汽车到了大门口。从车上跳下来一位中年军官，他和一个青年一起从车上抬下两筐冻鱼，其中一筐还是上等的鲟鱼。
叶子龙连忙跑过去，对那位军官说，我们首长只吃活鱼，请你们把这鱼拉回去！
那个军官不明就里，耸了耸肩膀，又把鱼装上了卡车。
其实毛泽东在吃的方面并不讲究，这次为什么非要吃活鱼不可呢，这自有原因。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突然来到西柏坡，住了好几天。在那几天里，毛泽东与米高扬谈了很多，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谈笑风生，与接见其他外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私下里，却与平常有所不同：抽烟比往日多，说话比往日少，而且为了一点小事还向工作人员发了脾气。叶子龙知道，他这是心里不痛快的表现。事后了解，与米高扬的谈话不顺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苏联人不肯明确表态，毛泽东为此十分生气。一次，米高扬与毛泽东一起吃饭，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盘鱼问：“那是不是活鱼烧的？”谁都知道，西柏坡村边的河里有的是鱼，在当时的条件下，吃活鱼比吃冻鱼要方便得多。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米高扬的问题，而是用筷子挟了一块土豆，说：“我们吃了多年这个菜，好吃，营养丰富呢！”这件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所以这会儿到了莫斯科，就非吃活鱼不可了！
“毛泽东说的这些话，是一篇大文章”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这实际上是一次为新中国奠基的会议。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个伟大的奇迹。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家，毛泽东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说的这些话，是一篇大文章，既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时刻遵循的原则，也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叶子龙写道：毛泽东在物质生活方面是地地道道的平民本色。他多次对我说过，他是个农民，农民的生活习惯他永远也改不了，也不想改变。他的衣食住行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说他酷爱吃红烧肉，喜欢穿旧衣服，这都是事实，但重要的是他在生活上从来都是厌恶奢华，提倡俭朴。进城以后，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有这样一件小事：1953年秋，叶子龙去杭州的九溪十八涧出差办事，那里盛产茶叶，就买了点一元一斤的茶叶。回到中南海，他拿给主席看，毛就说太浪费了，不该买这么贵的东西。
毛泽东倡导实行火葬，掀起了一场丧葬的革命。而这一想法的形成，与任弼时的逝世及后事处理有关。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又是开国元老。他的去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因此，为任弼时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和送葬仪式。
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说，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1954年在杭州，毛泽东看到西湖周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坟墓，不无忧虑地说，人死了都土葬，死人与活人争地，长此以往，活人就没有地种了，那怎么办？于是，多次建议人去世后实行火葬。
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齐聚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上第一个签名。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先后签名，当时不在北京的陈云也专门写信补签。这样，就共有137人签了名。
毛泽东看叶子龙没有动，就问：“你为什么不签，是不是怕火葬啊？”
叶子龙说：“我不怕这个，是怕不够格。”说完走到桌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是第72个签名的人。
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签字的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一代开国元勋，他们一生艰苦朴素，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生前诺言。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下的墨迹仍然激励着后人。至于毛泽东逝世后，他的遗体保存了下来，这是出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当是世人都可以充分理解和拥护的。”
“他在与我握手的瞬间，分明有一丝不易被外人察觉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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