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进一步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坚决反对右倾思潮的问题

　　文章认为，由于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文章认为，这种右倾思潮，集中地表现在对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上。“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这些分析是切中要害的。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文章中使用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却对它的具体内容缺乏明确而恰当的界定，在以后造成了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不好的后果，但是，文章对右倾思潮所作的剖析是恰如其分的。

　　文章还正确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民主同人民民主专政的这种关系又作了系统的阐述。

　　(三)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形成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的思想

　　文章中有一段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的文字，集中论述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文章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文章还提出敌我矛盾在特定情况下互相转化的问题，告诫人们注意分清敌我矛盾的界限：“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文章还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提出要及时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某些不相适应的矛盾加以调整。文章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文章也正确地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在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却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器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正如文章的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所作的再一次重要探索。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雏形，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提出这一理论的深刻的国际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