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6年夏秋之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一股右倾思潮。波匈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不同反响。有人把它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提出“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再次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里，进一步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危害性。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被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丢了，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人，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也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他还认为，列宁这把刀子，也被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丢掉了。因此有必要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发表前，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篇重要文献进一步阐明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一)进一步提出正确估计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的问题，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后果

　　文章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了初步概括，认为这些经验“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文章指出，苏联也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在这里，毛泽东特地加上一段话：“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

　　在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文章着重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批驳了一些错误观点。文章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斯大林犯错误时期，“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 ；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文章再一次肯定斯大林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提出严肃的忠告：“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做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