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不能违背客观现实。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都说明了这一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还表现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这也是毛泽东谈论较多的一对范畴。

　　与其说毛泽东喜欢战争，不如说毛泽东更乐于接受战争的结果，即“战争引起革命。”这是他通过总结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他对此深信不疑。

　　毛泽东并不好战。他曾经把战争称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但是，他坚信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或者叫“革命制止战争”。后来，他把“战争引起革命”和“革命制止战争”并提，作为在战争问题上当代社会的一般规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苏军备竞赛升级，核战争的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经常议论的重要话题。对此，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如果他们要打，原子弹已经放在你头上，那么一炸，炸一个大窟窿，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这个地球不大，据我知道地球直径只有二万五千一百多华里，就是一万二千五百多公里，打了窟窿有什么了不起呢？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他还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这类的话，常常被人们称为“好战”其实，这些言论，正好反映了毛泽东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的看法既乐观又悲观。他对世界大战的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他认为即使是核战争也不可能毁灭人类，核武器不过是苏美两个大国吓唬其他国家的一种工具。这是他乐观的一面。另一方面，他认定，只要有帝国主义，就会有战争，因此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这反映出他悲观的另一面。他号召“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是他好战，而是希望通过做好充分的防御侵略战争的准备，制止战争，赢得和平。而且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和平。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寄希望于革命。这是他革命理想主义的愿望。但同时，他作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又希望能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抓紧时间，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样，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又寄希望于和平，希望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能有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和平问题上，他又表现出高度现实主义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是为了有效地制止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赢得和平，毛泽东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决定，把一个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和平的中国留给了后人。

　　不过，作为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毛泽东更希望看到的，仍然是激烈变动的局面，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局面，是富于挑战的局面。他在战争、和平与革命这三者中间，最终的选择还是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也作出过现实主义的选择。

　　毛泽东是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最高决策者。他对中国内政的思考和选择，不能不对中国外交产生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则集中地体现在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这两大要素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上。

　　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决策以后，特别是中苏论战开始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同样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主要表现在：在批判苏联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同时，在外交斗争中贯彻“反修”斗争，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否认一定情况下的妥协与联合，甚至在高举“反帝”“反修”旗帜的同时，突出反对各国反动派，并把同苏美关系密切的国家不加分析地纳入反动营垒。如果说，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作为阶级斗争来处理；那么，外交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把本来可以争取的大量中间力量，不加分析地作为敌对力量来打击。

　　“不断革命”，是毛泽东在1958年初为发动“大跃进”提出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不断革命”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要求不断进行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样，“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相互促进，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左”倾观点，进一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不断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对世界革命形势作出脱离实际的估计，把低潮误认为高潮，并且人为地促进所谓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通过许多极“左”的错误做法制造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假象。结果事与愿违，客观上造成了自我封锁和自我孤立。

　　在周恩来等人的从旁推动下，逐步察觉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极“左”做法对中国外交危害的，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认真纠正这些错误的，也是毛泽东。一些严重的涉外事件，促使毛泽东从理想回到了现实。他开始逐步放弃脱离实际的革命口号，重新认识时代的主流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依据，就是纠正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对中国外交的错误影响的一次认真的尝试。这也同样是一次自我否定。在这种否定中，中国外交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即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外交，开始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心的务实外交。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的第一代最主要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相继去世，中国内政外交的全面拨乱反正的重任，落到了邓小平的肩上。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同样也选择了邓小平。这种选择，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他们都是扎根在中国舞台上的世界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