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一方面，它结束了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建立在同苏联结盟基础上的外交方式，开始了在苏美两极结构之外确立自己的战略地位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努力，并同发展中国家开始建立比较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西方大国中打开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大门，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进展；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内迅速发展的“左”倾指导思想，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国外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最终使中国外交一度陷于失控和混乱状况。这两个方面同时并存，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内政局两个发展趋向在中国外交上的集中反映。

　　作为承上启下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决策上，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其一，在外交战略理论上，完成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转换；

　　其二，在外交指导方针上，经历了从“一边倒”到同苏联阵营决裂，再到两条战线同时应敌，最后到集中力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变化；

　　其三，在外交实践的总体特征上，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主的周边外交，到60年代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外交，再到70年代逐步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心的务实外交的转变。

　　在中国外交政策的上述转变中毛泽东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主导方面从革命理想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然而，无论怎样变化，有一个目标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的挑战。

　　在许多研究中，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国内政策方面，他始终是作为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出现的，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这既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也造成了巨大的失误。

　　这里所要着重补充的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党的最高决策人，对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现存世界秩序，主要是以对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他所要竭尽全力改变的，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强控制世界的两极格局，并要使长期积弱的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这是他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外交的奋斗目标。在为此奋斗的过程中，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就像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尽管他时常对周恩来的做法提出一些批评，但是他清楚，只有周恩来能够通过一些高度现实主义的变通的办法和途径，使他的目标得以实现。在中国外交的决策和实施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结合，就是革命理想主义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也是世界革命目标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结合。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在长期处于绝对弱势的艰苦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坚信革命理想的作用。正是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才使中国革命几度化险为夷，以弱胜强，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同时，毛泽东又高度重视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和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正是依靠对现实和客观规律的尊重和运用，中国革命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纠正错误，走出困境，再造辉煌。总之，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使毛泽东获得巨大的成功。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也得到事实的充分证明。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成了他内心深处一个巨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表现得很突出。

　　一方面，他坚信列宁关于现在的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次高潮一定会到来。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逐渐居于守势、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平稳的现实。同时，他还必须面对宏伟的战略目标同有限的国力制约之间的矛盾。他可以有宏伟的理想，但却必须正视现实。而正视现实，又必须不断修正原有的理想，这使这位擅长解决矛盾的大师深陷于矛盾之中。

　　不过，毛泽东对现实的理解，与众不同。在他的眼里，没有一成不变的现实秩序，一切都是会改变的。他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现实秩序。因此，他要在现实社会里找到可以动摇现存秩序的力量。他果然找到了，这就是亚非拉美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在两大阵营中间酝酿和发展的离心倾向。因此，他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逐步把“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发展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还把这一理论付诸实施，把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支持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上，希望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融为一体，增强后者的活力。

　　毛泽东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另一个挑战，指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在当时，他就不满意苏美等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特别是牺牲中国利益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毛泽东决心实行同苏联结盟的政策，同时又和苏联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进一步演变成为向苏美两极格局的公开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同在苏美两极格局以外寻求战略依托的努力，交织在一起，一般说来，在使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努力中，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在苏美两极格局以外寻求战略依托的努力中，毛泽东则更注重于革命现实主义。毛泽东打破苏美两极格局的努力，经过艰难曲折，终于获得了成功。相反，推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努力，最后都落了空。到了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本人实际上也放弃了这一努力，将战略目标改变为谋求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任何一位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离不开理想和信念。但是，这种理想和信念，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毛泽东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战略型的思想家，毛泽东的思绪，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上下千年，贯通古今与未来。何况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重要变动的时代，也为理想主义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发挥余地。同时，作为一个长期积弱、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大国的领袖，他有责任凭借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敏锐的战略直觉，为中国这条在世界大潮中航行的大船制定未来的航道。他必须预见未来，施展理想主义的才华。

　　然而，这种理想主义又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这是一个机遇和危险并存的时代。毛泽东深感对中国这样长期积弱的亚洲大国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又使他不能不以现实主义的精神面对各种实际问题。这使他经常陷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最终不能不作出现实主义的抉择。在一定意义上，这简直是一种自我否定。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历经磨难的战略家，才能作出这样的自我否定。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才实现了中美两国从战略对抗到战略合作的历史性转变，才有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