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略整合，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外交决策结构作出重大调整，逐步加强了周恩来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有效地扼制了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外交的企图。中国外交决策中的毛—周体制，重新逐步确立。从1971年7月开始，为了搞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一事，毛泽东又批准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参与会谈，以后一段时期则成为惯例。叶剑英实际上参与外交决策，使毛—周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

　　第二，逐步健全外交部领导机构，恢复比较正常的工作秩序。对因奉调回国参加运动而空缺的驻外大使，逐步恢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到职就位，并进行调整补充。各驻外使馆开始有效地开展正常工作，中国同各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

　　第三，改变四面树敌的做法，采取务实的态度，逐步恢复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并在反霸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巩固同东欧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并在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关系上获得较大进展。此外，还适时作出了重返联合国的积极外交姿态。

　　第四，重新思考国际战略格局，酝酿对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外交出现历史性转变，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69年开始，促使毛泽东开始认真考虑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因素，是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国家安全，一直是毛泽东时刻密切注意的重大问题。当他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初步解决了“内忧”问题之后，便又集中精力仔细考虑如何对付“外患”的问题。

　　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美两个大国，谁对中国威胁最大，是毛泽东始终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每次思考的答案都有所不同。

　　从1964年起，毛泽东曾经认真考虑过美苏联手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但他很快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开始更多地进入毛泽东的考虑之中。

　　“北部湾事件”以后，美国在越南北方战争升级，苏联开始以比较积极的姿态援助越南，借机向印度支那扩展。中苏双方在援越抗美的问题上，既有深刻的矛盾，又有一定限度的配合。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和压迫，大于苏联。不过，这种威胁和压迫很快得到有效的控制。

　　1968年起，中苏边境冲突逐步激化，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和压迫远远超过了美国，原先的盟友成为最主要的敌人，长期相安无事的中国北方边界这时成了剑拔弩张的前线。苏联入侵捷克事件，也向中国证明对它的潜在威胁不可掉以轻心。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从此，苏联代替美国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外部敌人。从“珍宝岛事件”起，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力求使中苏关系从紧张对峙状态和缓下来，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同时，中苏关系的严峻局面也促使毛泽东从相反的方向思考问题：美国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朋友，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毛泽东开始谋求中美类系缓和，并试图在国际上组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这个反霸统一战线，要比周恩来、陈毅出访亚非十三国时所要建立的反帝统一战线广泛得多。其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而促成第三世界国家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霸问题上的合作。

　　避免同苏联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和谋求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着手进行的。这两件事，毛泽东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而且，毛、周在这两方面的合作，使他们的关系向前进了一大步。

　　“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冲突有继续升温的迹象。不久，还传出苏联准备对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消息。在中苏两国究竟战与和的问题前途未卜的情况下，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就中苏两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

　　9月13日，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告毛泽东。并提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明确批示：“同意。”

　　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将会谈结果用书面形式寄出，要求苏联方面予以确认。虽然苏联方面未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不过两国总理会晤，毕竟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直接促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的谈判，使边境冲突升级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9月11日的会晤中，周恩来还就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核基地一事当面问柯西金：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这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警惕。就在这次会晤后不几天，1969年9月17日，中国政府在国庆20周年口号中，正式向全世界表明了准备应付核战争的决心。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正式开始。这是历时最长的边界谈判。两国政府对这次谈判都给予了足够的注视。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不过，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谁也不可能对解决边界问题抱有多大的希望。

　　中苏边界谈判没有任何结果，但却并非没有一点作用。它使中国领导人在控制住中苏边界冲突以后，有可能把着眼点转移到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来。而中苏边界谈判，也为中国领导人冷静观察美国对华动向提供了一次历史性契机。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重新考虑中苏严重对抗下的对华政策。“珍宝岛事件”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估计，“由于害怕莫斯科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是进行一次全面战争，中国人希望找到一种对抗苏联压力的反威胁力量”。他认为，美中有了相互接近的机会。从此，尼克松加紧了向中国试探改善关系的步伐。

　　1969年6月26日，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信中提出，应鼓励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访华。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哈努克亲王转来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于1969年6月17日的来信。信中要求来华会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在此前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还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三条渠道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愿意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他在访问亚欧一些国家时还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并愿意同中国对话。同时，他还宣布两个举措，一是放宽对华贸易、旅游等方面的限制，二是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作了暗示。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政府的这些姿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表示欢迎。1969年11月16日周恩来将含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达尼宽松口信的电报报送毛泽东。经研究，12月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请凯瑟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由此可见，中方表现出了审慎而又积极的态度。这对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领导人还对美国方面的试探行动，给予积极的回应。1969年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探询当年6月16日因乘游艇非法进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捕的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及释放问题，并要求转递亲属信件。11月7日，中国外交部报告分析：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适时释放这两名美国人，并发消息，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12月4日，周恩来将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关于释放两名美国人的报告，报送毛泽东、林彪，并在信中说：“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这个建议，当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此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适时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多次向美国有关方面传递了邀请美国当权者访华的信息。第三，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用“小球”带动“大球”。这些举措的最终结果，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到来。

　　从此，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比较务实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成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出现，中国作为独立于苏美两极结构之外的重要一极，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成为美、苏、欧、日、中五极格局中的一极，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的重大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真正开始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