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外交困境与战略整合：中美和解的前奏

　　从1966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步走入困境。这个困境，是由中国的内政问题引发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是在战备的背景下发动的。在“内忧”和“外患”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首先解决“内忧”的道路，因为他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样，革命、生产、备战，就成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认真处理的三个重大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便和“抓革命，促生产”一起，被确定为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方针。

　　“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曾经有过不同的解释。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同样，备战的主要对象，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备战的重点，是防止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随着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从1968年起，备战的重点逐渐北移，变为主要防止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外交的正常决策和运转秩序被打乱，许多工作陷于混乱。中国领导人包括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和分管外交的周恩来在内，被“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各种纠纷牵制了主要精力，对外事工作的控制能力相应降低。中国外交的首脑机关——外交部受到严重冲击，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的陈毅实际上被迫停止了工作。这些情况，极大地限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的中国外交决策中枢——“毛—周体制”的应变能力。这是导致“文革”期间外事工作一度失控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中国同各国正常的外交关系难以为继。由于驻外大使奉调回国，正常的外交活动难以开展，驻外使馆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再加上极“左”思潮不断引发外交事端，致使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被迫处于不正常状态，中国外交出现被动局面。

　　第三，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继续强调“反帝”“反修”的同时，在国际斗争中，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反而扩大了打击面，在发展中国家中丢掉了一批朋友，孤立了自己。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苦心经营的外交新局面险些被断送。

　　中国外交中的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表现，是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本来控制极严的中国外交，开始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失控状态。这终于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成为中国外交逐步摆脱极“左”思潮影响的转机。

　　中国外交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是从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开始的。这一举动，重申了中国外交的严肃性，对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外事工作也是一个严重警告，并提高了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的领导权威。从此，中国外交决策上的毛—周体制，逐步固定下来，直到周恩来病重不能理事之后，才有所改变。

　　这以后，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毛泽东就对外宣传问题多次作出批示，着重批评了极“左”的提法和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在1970年12月6日的一个批示上，还把外交工作中的强加于人的做法称作“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

　　毛泽东真正意识到中国外交面临困境的严重性，是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前夕。3月22日，他第一次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随后，又作出了“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的决断。

　　毛泽东在外交战线上的纠“左”努力，使中国外交逐步走出了混乱局面，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整合。这为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