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向亚非国家的外交新攻势

　　在初步解决了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以后，从1963年12月起，中国展开了对亚非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外交攻势。这为确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

　　进入1963年，毛泽东对亚非拉美国家的革命形势作出了乐观的估计。他在1963年1月9日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诗词中，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表达了他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在亚非拉美各国中，他尤其看好非洲，并把非洲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他认为：非洲正在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在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他主要依靠周恩来和陈毅。

　　从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代表团先后访问亚非13个国家，掀起了中国外交的新攻势。

　　非洲10国，是周恩来、陈毅此行的第一站。这10个国家，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立的新兴国家。这些国家的自主意识强烈，要求摆脱大国干涉和控制的呼声很高，在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中要求拥有自己的席位，并提出了建立非洲无核区的建议。在同这些国家的元首会谈中，给周恩来留下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非洲国家的这些主张，自然得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和鼓励。

　　周恩来、陈毅为这次非洲之行作了充分的准备。访问期间，还及时将重要情况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汇报。

　　这次非洲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支持和鼓励非洲国家的自主意识，在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援助上都要显示出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点。为此周恩来在出访非洲时，始终高举“求同存异”和“不要帝国主义插手，由亚非国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两面旗帜。而这两个基点，曾经在1954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

　　在同非洲10国的会谈公报中，中国方面反复重申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特别是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苏联对外援助中的一贯做法中找到反证(中国曾经深受其害)，这显示出中国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在发展中国家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威信的急切心情。同时，周恩来在同非洲10国首脑的会谈中，还反复强调三个观点：第一，实现和平，要靠斗争，不能乞求和平；第二，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也是不完全的，亚非新独立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巩固它们新获得的独立和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第三，绝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干涉甚至颠覆。这些观点，都是有所指的，在发展中国家中，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努力的确使中国外交在苏美两个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打开了局面，增进了信任，树立了形象，站稳了脚跟。另外，周恩来等人对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三个亚洲国家的访问，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巩固了中国同这三个重要的亚洲国家的传统友谊。应当说，周恩来、陈毅的这次出访亚非十三国，是卓有成效的，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重新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国在向亚非国家开展外交攻势的同时，也在努力谋求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同样是在苏美两大国的夹缝中求发展的重要方面。这一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取得了突破。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期望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进展，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中国领导人先是把希望寄托于英国，后来又寄希望于日本，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些国家在同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断交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问题上紧跟美国，令中国领导人大失所望。

　　进入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确立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并开始跻身于核国家的行列。美国同法国的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在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法国和中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受到损害。这最终促使中法两国走上了谋求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1963年10月22日至11月4日，法国前总理富尔访问中国。周恩来提出，法国可以从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北欧诸国那样；2.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3.暂缓建交。富尔表示无意采取后两种方式。周恩来随即按照直接建交的思路写成“直接建交新方案”，报送毛泽东批准后，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此后，中法建交谈判正式开始。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

　　中国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外交努力，终于在以美国为首的敌视中国的西方大国中打开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缺口。这使毛泽东再次确信：美国的西方阵营不是铁板一块。

　　中法建交，正好发生在周恩来、陈毅访问亚非十三国期间。中国外交在西方阵营中的新突破，同在亚非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发展，交相辉映，显示出中国在脱离了苏联阵营之后焕发出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