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两极结构之间求发展

　　以中苏同盟破裂为标志，中国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调整时期。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苏联的威胁逐渐上升，最后超过了美国。由这一特征所决定，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重点，是力求在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中打开局面，同时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突破口，以便在苏美两极结构之间谋求发展。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外交决策起牵制作用的，主要来自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中，若隐若现地显示出苏美两大国阴影的存在，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另一个方面，来自中国自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后“左”倾指导思想对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多变性和敏感性。

　　(一)面对两极压力的战略选择

　　中国从苏联阵营里决裂出来，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但是，作为两极中的另外一极的美国，此时仍然对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的政策，没有多少改变的迹象。这种腹背受敌的态势是毛泽东无法选择的客观事实。不过，面对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却是可以选择的。

　　早在1962年，在中共领导层内部，以王稼祥为代表就已经提出如何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问题，主张同西方国家、苏联阵营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缓和关系，留有余地，以避免同苏联闹翻以后形成腹背受压的被动局面。这代表了一种比较冷静、比较务实的外交战略选择。

　　然而，毛泽东否定了这种意见，并把这种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针锋相对地把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方针概括为“三斗一多”。即：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对反对帝国主义的、马列主义的、革命的政党和派别援助要多。这样，就使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为首要任务的中国外交蒙上了厚重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并以挑战者的姿态担负起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夹缝中谋求发展的重任。今天看来，这种选择尽管有反应过度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这对于重新确立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如果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毛泽东面对美苏冷战格局，选择了“一边倒”战略，即同苏联结盟的发展道路。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给毛泽东以重新选择的机会。他选择了在美苏两极格局之间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就这一点来说，无疑是中国外交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走向成熟的新的起点。

　　要想在美苏两极格局之间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在世界格局中找到新的立足点。这是毛泽东在作出新的选择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中间地带”，更加看重反帝反殖的新兴民族力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殖民地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在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正是想通过依托“中间地带”，依靠亚非拉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抗衡苏美对中国的压力，消除由于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出来所造成的孤立感。这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

　　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国际形势的总特点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特点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翻身解放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伟大潮流。”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中，亚非拉美是世界矛盾的集中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从这些认识出发，毛泽东把“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并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确定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方针。

　　中国要想依托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求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这个时期，苏美两国都加强了对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争夺和控制，中国要想打破苏美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必须在苏美势力薄弱的地区谋求发展。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困难，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心存疑虑。中国同时高举反帝反修两面大旗，这固然能够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但也有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在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同亚非拉美国家的关系尽管还是初步的，而且困难重重，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中国结交了一批“穷朋友”，并在这些“穷朋友”中赢得了信誉，站稳了脚跟。这是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