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坚持党的领导，除了要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做到依法治国以外，还要处理好党同群众的关系。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重蹈历史覆辙，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的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以后，毛泽东感觉用了许多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党内的阴暗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四大”的方式，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的“反修防修”问题。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被推向了极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原先曾经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各级领导，竟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没有料到，党内少数野心家和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会沆瀣一气，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滥用“民主”、滥用“群众运动”的恶果，恰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甚至是践踏民主与法治。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由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如今，我们探索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探索的过程是否已经结束了呢？远远还没有。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不少尚未破解的实际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执法公正的问题。现实中大量事实证明，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中，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超出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就有激化人民内部矛盾、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危险。因此，依法治国一定要以人民为本，一定要支持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一定要关注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在社会主义法制中贯穿的同其他社会类型的法制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

　　当前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党内腐败的问题。现实中大量事实证明，如何在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把法治的力量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建设和强化监督来防止和铲除党内腐败，这不失为一条需要继续探索的道路。

　　总之，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我们还要继续探索。

　　以上，我们分两个方面来探讨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当代价值。我们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探索为我们奠定了制度的基石，打下了发展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借鉴。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进步，而去怀疑前人的智慧；我们更需要从前人的失误中找到走出失误的道路，使我们比前人做得更加聪明些。但千万不要骄傲，骄傲只会使我们比前人做得更糟。总之，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不忘毛泽东，继承毛泽东，又要超越毛泽东。

　　历史是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现实又是体验历史的一扇窗户。在现实面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多想想前人的智慧；在历史面前，我们切记少对前人指指点点。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现实所超过，化作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