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这就说到了第二个问题，依法治国。

　　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上，我们党自毛泽东时代起，经过了许多探索和尝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有过很好的设计。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制度。这些制度，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至今，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探索，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应该说，开始的探索，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而是沿用了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办法。那就是党政合一。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建议做出两项重要调整。第一，是党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放手让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第二，是中央设立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处理党政日常工作。这一中央领导体制，中间虽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在党的“九大”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再加上实际上存在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占了上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使我们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问题上的探索走到了歧路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这时起，就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问题。

　　我们当时的思路，是按照党政分开来进行的。但这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党和国家的权力是可以分开的。实践的结果，把党和国家的权力分开，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有很大的危险性，搞不好就把党的领导架空了。也就是说，党政分开不等于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分开。

　　党政合一不行，党和国家的权力分开也不行，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怎样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权力的合理配置？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教训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好党和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问题。按照现在的提法，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治国。这就是党如何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

　　要解决好党和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报告还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具体来说，有几个关系：1.党和人大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2.党和同级政府的关系：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3党和政协的关系：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

　　总的原则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样，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再到依法治国、依法治政，这些都是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又坚持原先探索中正确的东西的必然发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