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有了理论，有了政策，不等于不会犯错误。错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发动“大跃进”开始。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超越阶段的错误，误以为可以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以为可以先于苏联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二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破坏了综合平衡。

　　当年有没有过反思呢？有的。通过初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一是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还需要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公有制经济，还需要货币，还需要等价交换，还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承认这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二是认识到不能没有综合平衡，特别是“农轻重”的平衡，同时还认识到农业内部也有平衡问题，工业内部也有平衡问题，不只是一个粮食、一个钢铁这样简单。这两个问题上认识的进步，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第四，有了反思，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反复了呢？不尽然。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了反复。“反右倾”的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破坏。一是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大倒退；二是严重地破坏了工业生产力，导致了工业生产的大紧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千万人从城市返回农村。这是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最终结果。受损害的不仅是农民，还有城里人。这就叫“六亿人民共渡经济难关”。

　　大反复带来了大反思。这一次比前一次更深刻，更彻底。一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大调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规模和管理体制都退到了相当于过去的初级社会的水平，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基础。二是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大调整，重新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本理顺了投资规模与国家财政能力、建设能力的关系，基本理顺了积累与城乡消费的比例关系，理顺了“农轻重”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可以说，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这个时候才固定下来，这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三是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步骤是分“两步走”。后来提出的“全面现代化”以及“三步走”战略，就是从这里演变发展而来的。

　　第五，按理说，如果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我们提不出改革的任务，但是发展的速度并不会慢。不幸的是，毛泽东这时的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经济建设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还在继续，而且还有发展，还有成就，但总的来说，既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有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没有达到反修防修的既定目的，而成为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利用的一场动乱。这是一个严重的全局性失误。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悲剧。

　　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两个最为重要的结论：一是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为那些一时的突发事件所动摇、所左右；二是要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改革，把那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变革，使改革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推动思想观念转变、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我们不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问题上那样思想统一、坚定不移；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我们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个根本问题上那样思想统一、坚定不移。这个思想遗产，当然不是毛泽东直接给我们的，但是毛泽东的失误在这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它促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带领全党实现这个具有革命性、根本性的深刻反思，是邓小平的功劳。从此，我们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才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

　　总的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指导发展的原则，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坚持改革开放；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观，都是从毛泽东当年的探索中逐步发展而来的。今天的发展，基础离不开毛泽东；今天的发展，得益于毛泽东；今天的发展，又超越了毛泽东。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思想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