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如何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按当时的话就是如何保持“江山不能变色”？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后长期探索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他去世以后留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跨世纪的历史课题。

　　勾画一下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索的历史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都极为有益。事实上，很多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应该认真地去分析和思考，看看其中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这比起我们简单地否定它、拒绝它，甚至把它脸谱化要好得多。

　　这一历程的第一步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马上要进城了，要坐天下了，在兴奋之余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天下能不能坐稳？进城后的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不丧失民心？会不会像李自成一样，由于失去了民心，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赶出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毛泽东在1945年跟黄炎培的谈话中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黄炎培当时跟他探讨有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蹈历史的覆辙。靠什么呢？靠民主。对于民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界定、不同的理解。毛泽东对它的理解，从上下文来看，指的是人民民主，就是靠人民群众对人民政权实行监督，保证它不致腐败。人民民主的思路是对的，问题在于用什么形式、什么途径来实现人民民主。这是毛泽东后来一直在探索的，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第二个重要的探索步骤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的整党整风。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一个成功的整风运动，它实际上是党的一种自我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关门整风。1949年以后进行的整党，刚开始也采取了关起门来的形式，但后来毛泽东感觉到这种形式是有局限性的。到了1957年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发动党外人士来监督、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形式，就是要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在一起，发动民主党派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这个思路很好，但不幸的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民主的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大民主”的思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践证明，它是有害的，很容易使运动失控。

　　接下来，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就整个战略来说，这种考虑是有预见性的，在当时提出来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现在也还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实施西化和分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失误在于，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下，他将党内对于新中国建设道路的一些不成熟的探索、一些理应是正常的意见分歧，简单地和修正主义、右倾思潮画上了等号，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作为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形成了“反修防修”战略。“反修”就是国际上的中苏论战，“防修”就是国内的“四清”运动，这两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指导下的两个车轮。对于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中苏论战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步骤。但是，如果就国内的情况来看，中苏论战助长了对国内问题的一些错误的或者说是偏激的判断。比如说，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中苏论战里面的“三评”完全以南斯拉夫的情况为界划了一个杠杠，并用这个杠杠来说明国内的一些情况，这就把很多问题的界限混淆了。有些现象尚在探索之中、改革之中，还不能够简单地下定论，但在这里却被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从这个思路走下来，最后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假设：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个假设很容易混淆现实的危险和长远的危险。从长远的危险来说，毫无疑问要警惕内部出现一些对党和国家不忠的人，一些异己分子，这样的假设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从近期来说，谁是修正主义者？最后这个矛头越来越指向刘少奇等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分歧使他认为刘少奇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得出了这个结论后，他就想找一个能彻底反掉党内修正主义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搞一种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通过这种演习锻炼群众，这样，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中央还出现修正主义，老百姓就可以通过“大民主”的方式起来造反，使得党和国家的权力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判断失误了，特别是他对自己所依靠的一些人(像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失察了。毛泽东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轻车熟路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居然会走向反面，群众运动被少数人所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探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问题，他要直接解决的问题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他针对的对象是他认定的那些所谓的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大民主”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同样延续了毛泽东一直以来对于人民民主的探讨，只是这种探讨走到了极端，把人民民主同社会主义法治对立起来，就成为错误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很值得研究。只有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研究以后，我们才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人民民主的历程中，在探求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过程中走了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现在的认识又是怎么从当年的认识中吸取它的合理因素，摒弃它错误的东西，从而更接近于真理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会会的决定是我们党对这整个历程的科学总结，但探索真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个决议的做出而结束，还需要我们理论界加倍努力，继续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　结语

　　毛泽东对新中国道路的探索是艰辛的、曲折的、复杂的。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一个永恒的命题和一个永远的课题。这个历史的遗憾是从一个正确的命题(周期律问题、“两个务必”)出发，却最终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对这个历史的遗憾怎么解答，怎么分析，怎么看待，这是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一个永恒的命题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使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却是永恒的；同时，毛泽东通过他的一些不成功的探索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远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永不变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必须始终代表最基层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又不能以牺牲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另一些阶层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应该统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的立足点、它存在的基础应该永远是人民大众，这才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称号和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