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方面的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主要的标志是在重工业方面有了制造整个机床即母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了自己的造船业、汽 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虽然这些东西是很初步的，但是毕竟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缩影，而当时我们整个的国防制造业是比较完备的。再者，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最主要的标志，依据当时的认识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

　　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当年比较强调独立自主，是因为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体系，从什么都仰仗于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经济盘剥的依附性经济，走到一种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强调独立自主有其合理性，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至于说把这个问题强调到了极端，在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后，还完全跟国外的经济发展、经济联系脱钩，这也是不对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发展有它的阶段性：只有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后，才有可能在自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去向世界敞开国门，去平等地、互利地打交道。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固守这个基础也不行。这个问题要做一种辩证的思考。

　　第二是路径的选择，主要指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要搞初级工业化，资金从哪里来？当时的工业还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更谈不上第三产业。依据各国的经验，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有几种途径：要么像西方一样通过殖 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类似于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有就是像苏联一样进行高积累，也是带有牺牲农民利益的色彩。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在路径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这一点我们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一 些端倪。从形式逻辑看，毛泽东在文章中谈“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时似乎是矛盾的，他一边说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是搞工业化的一个客观规律，但同时又讲，一定要农业优先，按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来安排生产。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在初始 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不能主要靠工业本身来解决，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却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当然更不能靠对外掠夺，这是中国的历史、国情和国家性质所不能允许的。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办法即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取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而这样做必然会面临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国，俗话说“无粮不稳”，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又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

　　面临这一两难的抉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看来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要积累得更多更快些。咱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愧为一个化解矛盾的大师。

　　在完成初级工业化的时代，必须要从农业中取得支持工业发展的积累，但是在取得积累的过程中又必须给农民、农业相当多的投入，要给他们一定的返还。毛泽东把这个取和予的矛盾统一起来，取的方面要重一些，予的方面要小一些。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度”，即要考虑到农业、农村、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这个“度”，总的来说毛泽东还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当然中间也有过一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他受到一些表象的误导，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当时的农民思想比工人还先进。那个时候他讲，现在谁的思想最先进？我看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可以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这最后导致了剥夺农民现象的出现。但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了错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又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重新修订的《农业六十条》，才算把问题基本解决了。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再也没有犯类似的错误。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级工业化，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全面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却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惯性，就是我们习惯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这种对农民重取轻予的路径，而没有根据客观情况作出及时的调整。在实现初级工业化阶段以后，我们本应该反哺农业，应该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获得现代化的后劲和动力，也包括借助国外的投资，解决国内发展的资金问题。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至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困境。现在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从农民那里取的太多，给予的太少，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反哺农业的良性循环模式而造成的。

　　第三个选择是外部关系的选择。这个问题我刚才在讲制度选择的时候已经谈到了，就是我们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考虑和选择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依附性的经济，因而必须要从这种依附性的经济中独立起来。同时，我们在客观上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不仅封锁，而且还制裁，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希望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完蛋。这也就逼着我们要独立自主，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