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党全国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即使其间几次抓阶级斗争，也并未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后不久，发生了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其中尤以1956年10—11月的匈牙利事件最为严重。这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头脑中原来已经放松了的阶级斗争之弦又绷紧起来。他认为，1956年下半年以后，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注意到：“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1956年12月8日，他在全国工商联组织的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都是方法问题，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还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目的不在于建设一个新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此后，他在多次会议的讲话中都贯穿了这一精神。1957年2—4月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多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心内容都是：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自然界开战，搞建设，学科学、学技术。他为南京和上海党员干部会议写的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现在正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4月30日，他在约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整风问题时又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百余年了。现在进行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向自然界宣战。甚至在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时期，毛泽东错误地重新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也没有立即影响他继续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但他也没有完全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从这时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主观主义地估计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日趋严重，以至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研究他的思想，他其实还是想“两个第一”即阶级斗争第一、经济工作第一一起抓。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尽管把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但他在9月24日的讲话中仍然讲到：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他还检讨了，庐山会议后，加上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我们在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差不多整个一年，都把精力拿去对付阶级斗争的失误。并指出这回可不要这样。这一次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由于有毛泽东讲的这个话，加上刘少奇当时为吸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而提出了会议精神限制传达范围以免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因此，全会以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上还能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还能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受的冲击不大，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此外，毛泽东在1963年5月一份批注中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一语，也充分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即使是在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要抓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五一六通知”)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尽管毛泽东作出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他显然是真诚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事实证明他的结论是错的)，所以，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这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话：“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内心并未放弃抓经济建设，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