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就立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大力发展经济，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以后，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发展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新制度是不可能巩固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他在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他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巩固新政权、新制度的首要条件的。

　　五

　　“八大”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以后，毛泽东确实是努力贯彻并使之有所发展的。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又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具体地提出：我们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他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这个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明确提出了“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的号召。他强调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及其贯彻，一方面，表现出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经济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了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总路线提出以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总路线提出后不久，未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试点，就在全国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失。这一错误的发生，无疑使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虽然如此，毛泽东要发展经济，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决心，一刻也没有放弃。因此，他在1962年年初为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以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而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生产力方面知识的学习，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首先承认：“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提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尽管在经济建设中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毛泽东仍然矢志不渝地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4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的这些话，又一次提出了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即尽快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到这一历史时期时所指出的，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此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