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不仅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而且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直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尽管由于缺乏经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遭遇过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他带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确实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了。正是在他领导的时期：

　　第一，中国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使得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这也就使得中国有可能在自主的基础上，同外国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往来。

　　第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从1953-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4%。“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25]1957年和1978年我国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的排名，除棉花、猪牛羊肉从第二位降为第三位外，谷物和主要工业品（如钢、煤、石油、电力、水泥、化肥、硫酸、化纤、布等）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26]

　　第三，中国的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1949-1976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高校从11.7万人增加到56.5万人，中等学校从126.8万人增加到5905.5万人，小学从2439. 1万人增加到15005.5万人。全民所有制单位科技人员，1952年为42.5万人，1978年已发展到434.5万人。[27]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和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显示了中国科技方面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在若干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不仅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有效地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

　　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取得的这些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不仅中国人民亲身感受到了，就是西方的公正人士也是承认的。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就把毛泽东时代称作“中国工业革命时期”，认为这个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28]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为20世纪最后20年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创造了前提。199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105周年诞辰，当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就指出：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充分肯定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这是合乎实际的。

　　四

　　毛泽东是一个世界性的伟人。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他在考察中国问题时，具有开阔的世界历史眼光；他立足于中国的土地进行斗争，却从未忘记过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他1954年9月在全国人大开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29]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它们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失败是不甘心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号召全国人民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50年，当美国侵略朝鲜，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人侵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时，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这场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在特殊条件下的延续。不赢得这场战争，中国的独立是不巩固的，中国人民要在和平的环境中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胜利，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胜利，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激励。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毛泽东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主张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积极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主张支持欧洲统一的活动，积极同西欧、北欧、大洋洲各国以及加拿大、日本等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往来，共同进行反霸斗争；他主张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30]他并且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走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31]他提倡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于美国，一方面要反对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威胁，另一方面也要争取与它和平共处，通过协商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中国同当时世界上的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开始被突破。“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中国进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时，邓小平曾经公正地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32]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当帝国主义势力看到自己采取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等项政策难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时，它们便开始提出要更多地采用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这种“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进行斗争。1959年11月，他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33]他一再强调，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必须警惕修正主义。他之所以决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进行论战，不仅因为他们企图控制中国，使之成为自己的卫星国，而且因为他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阵地。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最大悲剧明白无误地警示人们：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极其富于远见的；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持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防止“和平演变”，关键是要加强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早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发出过警告：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34]在洞察帝国主义势力提出“和平演变”的计划之后，他进一步深人地思考了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第一，他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把夺取全国政权仅仅看作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5]决不重蹈以往历代革命者一到取得胜利和成功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覆辙。

　　第二，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清，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因而自觉地运用这个权力为人民服务，并且“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来行使这个权力。[36]他提出，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必须接受监督。“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各民主党派。[37]

　　第三，他强调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因为这种阶层乃是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计划的社会基础。为此，应当“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38]包括给少数干部以过高的薪金和特殊化的待遇，以便打掉官风，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应当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为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39]应当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应当严格要求干部子女，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40]；等等。

　　第四，他强调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怎样培养呢？他说，“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41]他认为，只要千百万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实践中、“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第四代身上的图谋就一定会遭到彻底的破产。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具有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20世纪末，我们党能够经受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带来的那一场严峻的考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因为我们的党遵从毛泽东的教导，很一早就懂得应当对“和平演变”的危险保持警惕，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腿走路，绝不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

　　在今天，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一场“战争”。[42]为了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以便坚持并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我们仍然需要自觉地运用毛泽东为我们锻造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责于前人的。”应该说，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评价毛泽东本人。尽管在晚年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他的历史功绩仍然是第一位的。作为20世纪的历史巨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和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和斗争实践的发展，它们将日益显示其崇高的价值，并继续激励我们的人民直至遥远的后代。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和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