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这个任务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基本实现的；那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而斗争了，而这个任务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面启动并奠定基础的。

　　对于中国来说，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从历史上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道路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由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以后，中国已经丧失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机遇；由于没有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其结果不仅经济不可能迅速发展，连已经争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也将难以坚持；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使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遭受剥削和奴役，妨碍社会的稳定，限制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③]

　　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来是有激烈争论的。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总结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提供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答复。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也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发展之后才发生的。“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所以，“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④]这样，他就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个问题作出了有力的论证。正是遵循这个理论，他带领党和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使中国社会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给予回答的另一个基本问题。为了对这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答案，毛泽东率先带领全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创造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阐明了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指出，为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⑤]他认为，这种结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是可以一次性地完成的。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提供的教训的会议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⑥]

　　当苏联方面暴露出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以后，毛泽东首先提出“要引以为戒”，[⑦]今后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⑧]而当西方敌对势力借机掀起反社会主义浪潮，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时，毛泽东又及时发出警告：“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⑨]因为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⑩]这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第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原则。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11]他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2]这样，他就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来了。

　　毛泽东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它的“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而这些矛盾是可以而且应当“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13]这样，他就为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他并且强调，共产党员应当是“立志改革的人”，他们应当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4]

　　他提出了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5]而中国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仍然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样，他就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并且为党后来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了最初的准备。

　　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6]他并且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个实际出发，预计中国要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17]

　　第三，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8]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他认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的方针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阐明了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他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他还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过若干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比如，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各地方和各企业都应有正当的独立性；主张把“两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他支持刘少奇提出的试办托拉斯的主张，以便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还提出过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0]的设想；等等。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当采取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缺点错误登报批评”。[21]他主张把广泛采取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期通过加强人民民主，“中国会变成一个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2]他强调，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的权利。实际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23]他还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比如，提出了关于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主张等。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论证了意识形态领域中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强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以便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他还提出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提出和阐明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富于独创性，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