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长期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人民艰苦探索、英勇奋斗的结晶，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即现代化这样两个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只有首先经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由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由于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伟大的，同时又是长时期的、艰苦的、曲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于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的危急关头，在极端艰苦和复杂的环境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使中国人民的斗争走上了复兴和胜利发展的道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人民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创建和锻造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全国抗日战争和四年全国解放战争，即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从根本上推翻了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

　　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有力地表明，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缔造者。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回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

　　（二）

　　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它将实行何种政治制度？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筹备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着力回答的问题。

　　中国人民政权的创建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农村区域建立，而后经过长期斗争，逐步扩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国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人民政权建设的多方面经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做出了原则性的论述。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期，为了迎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及同年6月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具体地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这些主张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接受，进一步形成了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

　　（1）关于国体。

　　所谓国体，是指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性，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2]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工人阶级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这表明，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标榜“民主”，终究只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在我们这里，最大多数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3]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

　　（2）关于政体。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4]

　　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5]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

　　（3）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

　　所谓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是指国家的结构是实行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联邦制，邦联制）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探讨。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征求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理由是：（一）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为不同的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中国的情况不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今天帝国主义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6]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4）关于政党制度。

　　所谓政党制度问题，是指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还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或者是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共事的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而奋斗。同年春，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随后，他们便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加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格局就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从而为新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