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虽然“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33]；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出：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 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也就是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建设是亿万群众切身的事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才有可能胜利地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然而，正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地显示出来了。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种矛盾，我们就不可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呢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些乱”，“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人民内部对一些事情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意见，这本来是不奇怪的。这类不同意见过去就有。只是在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闹呢 ? ”[34]问题还在于，对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显出来这种新情况，党内许多的干部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的。他们还想用老办法来对待新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35]而这种方法是对付敌人，用来对待人民就不行，非出乱子不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地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学说，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脱离群众。”“ 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6]

　　主张把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主张适应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37]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38]虽然由于“阶级 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国家的专政职能还需要继续存在，但是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了。他告诫党内的同志，必须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要只强调专政、守法的一面，而忽略民主的一面。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曾经作过准确而深刻的论证。他说，“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我们之所以要扩大民主，“ 一方面是形势许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得来的经验”。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 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39]

　　是扩大民主，还是缩小民主，或者说，是放，还是收，这是“两种方法（政策）领导中国”的问题[40]，即不同的治国方略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用前一种方法、政策领导中国，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的科学认识。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其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映出来，一部分表现为敌我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而不能采用专政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非对抗性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只有采用这种方法，也才能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即收到积极的效果。

　　为了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多种东西，多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要知道，“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我们就输了”。而且，“如果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发展了。[41]这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极为不利的。他认为，“两种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42]

　　人们通常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使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这个方针同样也适用于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它同时也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人民群众是应当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的。毛泽东认为，即使对于自己选出的政府，即使对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提出批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43]为了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主张“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党和政府的缺点登报批评”。[44]1957 年3月，他在一份材料上作过如下一些批注: 针对“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这种说法，他写道：“不许怀疑吗?” 在“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争论呢？”当然，这种怀疑和争论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句话旁边，他写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45]

　　为了充分地发扬民主，毛泽东还对应当怎样对待人民内部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和如何对待人民内部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

　　在解释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时，毛泽东说，“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就是还有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讲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46]，也就是说，仍然要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一笔抹煞。“对一切这样的人，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应当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47]

　　对于少数人的闹事，毛泽东认为，那是不应当提倡的。他主张，“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采用小民主”。小民主的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即民主的、讨论的、协商的方法；大民主的方法是带有急风暴雨式的即强制性的方法，诸如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等。”“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48]“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49]问题在于，我们是不赞成少数人闹事的，但如果闹事还是发生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毛泽东说，那就“要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50]他指出：“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赞成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51] 1957 年 3 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就专门讲了对当时发生的闹事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个够; 第四，除个别人外，一般不要开除。”[52]他认为，闹事有二重性。他希望通过正确处理闹事问题，使坏事变成好事，使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两方面都受到教育，取得教训。

　　应当指出，发扬人民民主，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因此，在发扬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不应当有疑问的。为了帮助广大人民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各党派的共同主张，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即: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 而不是相反。“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强调，“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因为“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了[53]。这是有利于而不应是不利于人民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