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根本性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社会主义改革也将走向反面。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经验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包括错误经验）加以区分，前者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有普遍意义;后者则属于体现苏联一国特点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确学习外国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多次指明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样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并且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深刻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深刻阐述，这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国在当代的运用中得到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科学定位，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这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一以贯之地加以贯彻的。

　　再者，毛泽东热烈企盼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既强大，又可亲。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9］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既形象又具体的说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内在魅力。

　　毛泽东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时，也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论述的几个关系，都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而且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毛泽东把“进入”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他一再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强调:“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9］（pp.549～550）这里时间的估计虽还过短，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有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要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绝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7］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7］（p.43）。“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他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7］（p.83）。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陋的。他以学习苏联为例，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7］（p.79）。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7］（p.41）。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7］（pp.82～83）。这些思想和方法，无疑是深刻和富有教益的。

　　其次，正像毛泽东指出的，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共同的，但具体道路有别。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既有共性即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个性即体现本国的特点;因此评价一种模式的得失，就要善于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既要肯定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对体现其本国特色的部分作具体分析。我们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把这种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