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再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个重要思想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是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对我们当前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艰苦而曲折的探索和实践的一个主题。准确地把握和践行这个主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6］。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所以在探索中，毛泽东是紧紧地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绝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7］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7］（p.43）。“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他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7］（p.83）。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陋的。他以学习苏联为例，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7］（p.79）。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7］（p.41）。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7］（pp.82～83）。这些思想和方法，无疑是深刻和富有教益的。

　　其次，正像毛泽东指出的，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共同的，但具体道路有别。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既有共性即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个性即体现本国的特点;因此评价一种模式的得失，就要善于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既要肯定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对体现其本国特色的部分作具体分析。我们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把这种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应当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改革潮流，是同苏共二十大这个国际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毛泽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而开展调查研究期间，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重大事件。对此，毛泽东曾说，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就前者而言，毛泽东指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8］他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这个认识，对于这次调查研究工作是有积极影响的。就后者而言，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