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取得巨大成就，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地说，以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随着近代中国历史价值取向的转换，新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摒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而实行体现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因而“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4］。毫无疑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这样的政党制度，在原则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它有利于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高度地凝聚起来，而不是西方多党制那样互相倾轧，互相争斗，互相抵消力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而制定的政策和选择的制度。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之，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保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经济建设上，尽管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建设人才，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

　　应当首先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特别在建国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3］（pp.1480～1481）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我们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人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正在逐步消灭，人民政府还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切，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