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门户封锁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非正常状态，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仍采取积极的步骤以期实现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早在建国之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这里并试图与我方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美方的这个信息是重视的，当时曾派黄华以南京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与司徒会晤，表达了我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改变对华政策，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愿望，并欢迎他按惯例北上参加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和过生日。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致使这次微弱的联系很快便被其掐断了。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并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变本加厉。面对这一险恶的情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无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同时，又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向作了缜密而冷静的分析。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上，删去了原有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句话，并在旁边加了一句批语：“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我们党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的决策是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1954年1月，毛泽东就通过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表示，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后来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许多国家的促进，从1955年8月开始，中美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代表会谈，结束了中美双方不接触的局面。这次会谈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虽然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在中美关系非常化的情况下，为两国开辟了保持某种接触和沟通意见的渠道，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时毛泽东注重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往来，反映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不仅认为要广泛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科学，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1954年，在我国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就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13)当时周恩来也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4)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5)。这里，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后，就成为他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又是国际上风云骤起的多事之秋。毛泽东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提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在这方面还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在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设想可以开一些私营工厂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20年、100 年不要没收(16)。他在1956年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17)!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来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18)。这虽然是具体指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同样表达了他的世界应当是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晚年，由于思想认识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使得他的对外开放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正常的对外交往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毛泽东在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来力排极左的干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嗣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正式建交，从而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以及毛泽东本人对外部世界还缺乏充分的了解，这都不能不使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和发展的，而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导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