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即表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⑧这在当时国际上存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的情势下，实行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把“一边倒”方针与自我封闭混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因此而认为“一边倒”只是一种政治方针或政治态度，而不是外交政策，也是有失偏颇的。诚然，“一边倒”的宣布，确是表明了我们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方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幻想，也消除国内某些人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同时又必须肯定，“一边倒”确是当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不过它不是对外政策的全部，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

　　建国初期，当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一次关于外交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就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们要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发展同东西方外交关系都同样适用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在阐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同时，还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我们在首先同民主阵营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同时，还要同西方各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西方国家，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是要请客的，而且在客未请或请而未来之前，还可以“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⑨。所以，“一边倒”的方针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的往来，恰恰相反，这时中国的大门却是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所封锁。这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仍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⑩

　　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思考，就会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多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关系，尽可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党在全国胜利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时，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估计到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这样，“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1)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在论述“一边倒”的主张之后，同样明确地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并且确信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2)。这些外交方面基本政策的重要构想，建国后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不久，就在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别同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尽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对于后者，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1949年12月访苏期间，曾两次就对外贸易问题致电中央，提出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在苏联是第一位的情况下，要准备和波、捷、德、日、美等国做生意，还特别提出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由上可见，建国后毛泽东仍然是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往来的，他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致力于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往来。

　　但是，新中国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往来面临着重重障碍，障碍来自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下，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在西方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毛泽东以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首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世界则灵活而巧妙地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加以区别对待，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这样，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政策。毛泽东这种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外开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新中国同外部世界，需要联系，需要作生意，不要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