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对外开放，就有一个学习外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为对外开放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对待外国文化又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对待外国文化应取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坚决反对了所谓“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严肃指出，前者，实际上是属于奴化思想的文化，是极端错误的；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也是有害无益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已深刻地表达了他后来所概括的“洋为中用”的思想。

　　毛泽东上述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抗战时期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中具备了一定的付诸实践的条件。这不仅在敌后抗日政府制定的法规中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如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有“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的条款，而且还在国统区集中一批党的外交干部，积极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援助。当然，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首先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争取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的友好交往，也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点。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在重庆的周恩来曾多次向美国官方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我们党希望并相信通过实地考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⑥经过许多周折，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得以成行。这是美国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这时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这次访问看做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并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这时，毛泽东对发展同美国的交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在修改《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时，热情地加上了“战友们”的亲密称呼，并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⑦毛泽东在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不仅表达了在抗击日寇中中共军队将与美军积极合作的愿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战后中国的形势和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问题。他明确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计了战后国民党政策走向，指明战后中国存在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极大危险性，希望美国不要片面援助和支持一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仅可与当年北洋政府并论的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改革，避免内战。他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后指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有益的；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发展中美经济合作的愿望，指出通过外国资本的援助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愿意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善良愿望。当时，观察组成员根据广泛的实地考察，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断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受到人民广泛而积极支持的共产党人手里，要求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包一个政治上破产的”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政策出于帝国主义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最后选择了“扶蒋反共”的错误道路。美国决策者这个错误而又是必然的选择，导致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关闭了同中共及随后诞生的新中国的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后来美国某些研究者所称的一次“在中国失落的机会”。

　　综上可知，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毛泽东就是明确反对自我封闭，主张对外开放的。虽然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原则是明晰的，从而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奠立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