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捍卫和发展人民主权，跳出中国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率，也就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常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谈话、文稿、批注中都留下了他对此思考的痕迹，其中，也有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吸收古代民本思想及历史经验的记录。例如，他不止二次提到西汉初贾谊的名文《治安策》，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曾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他看到汉初社会奢侈之风己起，豪家强掠夺造成社会不稳定，因而提出要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以求得长治久安。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点，认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多读几遍《治安策》。毛泽东还很重视贾谊的另一篇论文《过秦论》，这是贾谊纵论秦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汉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会弊端提供历史借鉴。意思是说:秦王在统一六国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统一天下之后，就应该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而秦始皇对人民施以暴政，所以很快被人民起义所推翻。毛泽东很重视贾谊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结论，并专门在批注中加以引用。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向领导干部推荐《触龙说赵太后》一文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夺回去。咱《触龙说赵太后》在论及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比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体现了古代民本思想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要观点，说明执政者要有功于民，有劳于民，并要教育子女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毛泽东是从防止"和平演变"、维护人民主权这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问题的高度，来批判地吸收上述民本思想的观点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有着鲜明的目的，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他看来，今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曾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样明快的语言，来概括他的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博引历史典故，谈论历史人物，而他关注的焦点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经常思考如何能够使党和国家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问题，他经常从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中引出所义，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忠诚地为群众办事，防止成为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新贵"。他一再强调要重视人民来信工作，"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951年北京有两家工厂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当时厂内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办理信件的同志未将这两封信及时送上，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地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随即写了回信，并责令有关部门给予合理的解决。
应当说，毛泽东倡导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既包括对封建性糟柏的剔除，也包括对旧内容、旧形式的改造和创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有时精华与糟来自会相互渗透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可能采取机械的两分法。毛泽东认为对此类东西如同对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柏"。他曾以文艺为例，提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在对待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也同样要下这样的工夫。大家熟知的"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原来只表示古人的实学精神，经过毛泽东的重新解释，使它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像这样生动的例子，在毛泽东著作中俯拾皆是。他对传统文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他的著作中，做到了珠联璧合，新意迭起，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可以说，批判、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反映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古代文化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倾向是错误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主张对古代文化全盘继承，宣扬今不如昔，厚古非今。当然，文化复古论者就其多数人而言，是属于学术争论问题，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往往同政治上的复辟论密切相关;这种全盘肯定的复古论同全盘否定的西化论虽各执一端，但又会在反对中国革命这一共同点上结成神圣同盟。这种情形，在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下，会一再地表现出来。近些年来在"继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下，许多封建迷信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糟柏和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从相命、占卡、纳妾、娼妓，到要求跪式服务，泛滥于我们社会生活中;影视中天天展示帝王生活，渲染贵族情趣，赞美奴性媚态;更有甚者，在一片"尊孔"声中要人们对儒家的政治理念、伦理道德、行为准则顶礼膜拜，精神回归。在这些方面的宣传力度，会使海峡对岸自愧弗如。这对于群众的思想和民族精神的腐蚀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近些年出现的"复兴儒学"、"回归儒学"的呼声，多数还是学术讨论问题，但有的主观意图和实际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位大陆学者曾在台湾刊物发表文章称:只有儒学才能解决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信仰问题、道德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儒学在当今中国取代马列主义的‘国教'地位，恢复其历史上曾有过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势所当然"。像这样露骨的言论，确是代表了某些人的心声。应该说今天的文化复古主义并非要回到封建社会去，而是把儒家同资本主义画上等号，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也博得了西化论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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