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利益，是毛泽东促进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采取"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的方针。前者，正确处理抗日的需要与群众负担的关系，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只有休养民力，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后者，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实行这种兼顾的方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促进了解放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统筹兼顾。这也就是说要兼顾各方利益。他要求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还具体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他称统筹兼顾"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应当说，新时期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不会过时。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以及运用这一思想来全面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六，以民主新路来跳出"兴勃亡忽"的周期率，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当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一曰不做寿;二日不送礼;三日少敬酒;四日少拍掌;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结合起来。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的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的执政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只要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确方向，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就一定能够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