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正确估计了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中国的立场，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早在1954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奉命炮击金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1955年1月，新西兰在美英的策动下却因此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提案，该提案把我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内政问题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这就把原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了，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这个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蒋介石以其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这个提案将导致台湾中立化，形成两个中国，这有利于中共进入联合国并最终接管台湾。他致电指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他对美国方面散布的、甚嚣尘上的“两个中国”的言论，也给予了反驳，称此奇论“尤其荒谬绝伦”。他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国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后来他又明确地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守护“一个中国”的立场。当1958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乘机逼迫蒋介石放弃金、马，阴谋制造“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时候，蒋介石也予以回击，直接反驳了杜勒斯、肯尼迪等的有关言论。他明确表示：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海峡两岸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但都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终使美国的企图难以得逞。
美国在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的同时，还支持“台独”分子，搞所谓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在美国支持下，台湾汉奸廖文毅于1948年在香港成立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从事台独活动。1950年廖文毅等在日本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后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58年陈以德等人又在美国以费城为中心成立“台湾独立联盟”。此后，在台湾岛内也出现了以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地下活动。对于这些挟洋自重、分裂祖国的“台独”分子，蒋介石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手段。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岛内破获了数以千计的“台独”案件，均以“匪谋”等各种罪名加以严惩，故使“台独”分子在岛内难以立足，而在美日等国得到它们的庇护而滋生。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周恩来也认为，美国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据载，1956年蒋介石收到许孝炎转交的中共中央密函后不久，又一次到金门视察，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向守岛将士再弹反攻复国一套老调，而是登上最高点，用高倍望远镜遥望大陆，长时间不肯离去。这也许反映了这时蒋介石心态的微妙变化。
再者，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度合作，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国共两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有影响力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即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共同的斗争目标，是反对最黑暗的反动势力——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是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在即将功成之日，蒋介石背弃诺言，发动政变，把中国引入十年内战的血海之中，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华北告急，造成了寇深日亟的严重局面。后来，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国共两党重新携手，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全民族抗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是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这时，中共倡导战后组织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这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使国家又一次陷入内战之中，造成了国共两党都不愿意看到的民族分离的局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共两党有着合作的共同基础、共同目标，合则有利于民族，分则有损民族的利益。现在，在“一个中国”的共同目标下，存在着国共三度合作的历史机缘，这是民族之幸。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国共两次合作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毛泽东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曾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即寄希望于蒋氏父子、陈诚等人。但是，蒋介石囿于狭隘的利益，在民族大义上没有勇气迈出关键的一步，造成了历史的极大的憾事、恨事。后来李登辉、陈水扁这些民族败类的所作所为，证明蒋介石缺乏明智之举造成的直接的、最大的损害是国民党自身。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愿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垂暮之年写下的一首悲怆的诗，作为过去这一页历史的表白：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望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