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他认为，这时对于蒋介石，要利用美蒋矛盾；对于美国，要“联蒋抵美”，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坚决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金、马问题上要拖住美国，造成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之势。为此，毛泽东于9月13日断然决定对金门采取打零炮的策略，即坚持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打零炮，每日打二三百发，使蒋军终日恐慌，不得安宁。这样就使蒋介石找到不从金、马撤军的理由，同时也为我从长考虑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这里有一个插曲，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可耳罗伊抵台，逼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争执激烈。为扩大美蒋矛盾，配合蒋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抵台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13日曾宣布停止炮击两星期），及时帮助蒋介石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军的理由。当时台湾方面舆论笑称“毛主席是台湾最好的代理人”，称赞这炮打得好。

　　毛泽东从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局出发，提出要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这是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中央领导集体同意后，决定采取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让蒋军留在金、马，使美国背上这个包袱。此后，福建前线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形成逢单打、逢双停的炮击规律。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迫其撤离提供凭借，停则为蒋军补充给养提供便利，利其固守金、马。但我方公开声明：“台湾海峡，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从这时起，我与蒋军双方炮击只打沙滩，不打工事和民房。这样，打炮就演变成我蒋美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形成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这就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对大陆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以两岸的“默契配合”，共同抵御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局面。1959年3月，台湾当局“外交部”规定，今后凡对外提及大陆时，改称“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为“中共政权”；提到自己时，将“自由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提法的改变，反映蒋介石已逐渐理解我方的意图，表示坚守“一个中国”的理念。

　　金门炮战扩大了美蒋矛盾，毛泽东采取的“联蒋抵美”的正确策略，使海峡两岸关系突破了军事对抗的局面，为实现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是炮击金门决策最重大的收获。根据上述变化，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工作的方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新思路。毛泽东曾多次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公开谈判，“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五次来京的曹聚仁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指红军长征经过的四川松潘县西的一个地区）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并表示：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从上可见，这时毛泽东已明确提出台湾可以搞他的一套，即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不变的问题。

　　60年代初，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注：当时台湾每年有8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8亿美元我们可以给）；（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四）双方互约不派人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就明确而具体地指明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现实途径。“一纲四目”的内容通过有关渠道传递给了台湾的蒋介石、陈诚。

　　中共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和毛泽东一再表明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真诚愿望，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感召的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如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的卫立煌、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等，都毅然同国民党当局决裂，先后返回大陆。与此同时，从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经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建议，分7批特赦全部在押的战犯。中共对他们的政策是，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这一举措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1972年2月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方声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确认从台湾撒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这就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排除国外势力的干扰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

　　在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国际友人向台湾方面传递信息，希望蒋介石、陈诚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早进行和平谈判。如在60年代，章士钊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曾几度赴港沟通。此项工作在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1973年，已93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要求赴港沟通，促进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后明确表示，我们和台湾中断的联系应当恢复，行老是这个线再接上的最合适的人。章士钊带着这个特殊使命于5月间抵港，正在进行沟通之际，不幸于7月1日病逝。

　　中共关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和为此采取的积极措施，由于蒋介石的僵硬态度，没有得到台湾当局应有的响应，成为历史的一大憾事。对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预想：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的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把种播好，把路开得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