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章士钊到香港，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章士钊是无党派民主人士，1949年国民党和谈代表之一，同国共双方都有良好关系，晚年又热忱希望能为祖国和平统一尽心尽力，因而他是沟通国共两党、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联系的合适人选。章士钊赴港带了一封中共中央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着重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办法。其要点是：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特别写道：“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注：早在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进兵浙江之时，毛泽东就曾致电三野粟裕、张震，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这一指示被严格执行，奉化蒋氏“丰镐房”祖宅、墓地、祠堂等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措施，也得以幸免。）澄清了有关蒋家墓宅遭破坏的谣传。随后又诚挚地写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希请珍重。”表达了对和平统一的殷切期望。

　　蒋介石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件后，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反复考虑，始于1957年初在台北召见了许孝炎。蒋对许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这个选人原则显然是出于保密的考虑。许根据蒋的要求提出三个都在香港的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现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最后选定宋宜山。这是因为：宋宜山是蒋介石的学生，认为忠诚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重要将领，被俘后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看守所，必要时可以探亲的名义作掩护；同时宋是湖南人，认为比较容易同湘籍的中共领导人打交道。从人选的选择上，也可以折射出蒋介石对此行的重视。

　　1957年4月间宋宜山由香港经广州抵达北京。周恩来安排了见面谈话，具体事宜则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商谈。李维汉代表中共方面请宋转达如下几点：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这反映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主张，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充分照顾了台湾方面的利益。宋宜山返港后写了一份1.5万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现在看来，宋宜山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这时的复杂心态。他在报告中除叙述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外，还描述了沿途及在北京参观的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和工业蓬勃发展、市场供应良好的景象。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这次试探是重视的，但并没有从苦撑待变、反攻复国的迷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因此当他看到宋对大陆景象的如实描述时，立即触动了他那根老而又老的仇共神经，忿然认为宋被“洗了脑筋”。他对许孝炎讲：希转告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他立法委员的薪金可以按月汇给。（注：到1972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章士钊追悼会，台湾方面竟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销宋的立法委员职务。）正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态度，使这次国共两党的沟通未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