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从长计议解放台湾的问题，并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期间，一方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万隆会议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实行和平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氛围；另一方面，海峡局势也出现了缓和的契机，经过调整，台湾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愿意看到新的战争爆发。同时，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军事企图有所限制，以避免更深地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毛泽东看到“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1955年4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开始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解决台湾问题。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的工作方针，以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这时恰逢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为此，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国际影响。5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在美国撤退在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我国进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他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在这前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阐述了和平解放台湾，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是毛泽东关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第一次公诸于世。

　　中共方面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动议的诚意，为海外所关注。1956年7月间，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蒋经国主政的赣南公署高级参议和《新赣南日报》总编辑的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香港到北京访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特别关注。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三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统一祖国的真诚愿望。会见时，曹聚仁提出：总理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明确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他还表示：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来京的曹聚仁时，也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大前提是坚持一个中国”。毛泽东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台湾可派代表到中央参加政务领导等等。曹聚仁回去后，将中共方面的千金之诺向台湾方面作了如实的通报。此后曹聚仁曾多次来京商谈，为沟通两岸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注：曹聚仁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病逝，周总理十分关注他的后事，为他亲拟墓碑碑文，安排其骨灰安葬浙江安溪故里，让他落叶归根。在他留下的大量信札中，反映出他十多年来为祖国的统一事业竭精尽力，也为了解这一段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如他在致蒋经国信件底稿中，他如实地反映了在大陆所见所闻，劝蒋“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切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还说：“周氏（指周恩来）再三嘱聚仁转告钧座，尊处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指蒋介石）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钧座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再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他在信中还建议，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以将庐山作为“终老怡养之地”。并把他拍摄的溪口、庐山的许多照片寄给蒋氏父子。他在另一封给蒋的信中还说：“并非聚仁危言耸听，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台湾才有政治新机，中共也可加强经济力量。此乃两利之自求多福途径，不可交臂失之。”在他离世前得悉陈毅去世，以悲痛的心情给友人写信回忆说：“第一次返京（指1956年7月），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由此可见，当时两岸沟通已相当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