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读、真学、真思考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又读了好多遍《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在不同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读《拿破仑传》、《楚辞》时，他都要找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读，读完以后还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根据毛泽东当时谈话的记录，后来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不同历史阶段读不同的书，读书的目的也不同，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这时候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著作和有关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读的书，主要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并不完全凭个人兴趣爱好，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军事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毛泽东不仅强调读书，而且特别强调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法。他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会省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为干部开列了12本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总称《干部必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戎马一生，领导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还读了那么多书。可我们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抱怨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
工作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说到学习“没有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暂的外出视察，他也不忘让工作人员带上书籍。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病历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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