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囚的探讨文章和著作已经不少，我自己也统表过多篇。这里我想、换一个角度，从毛泽东本人的角度，看看他是怎么解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有四篇"东西"是比较有价值的:毛泽东1966年6月10日同胡志明的谈话;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毛泽东1970年12月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注:四篇中第二、四篇是发过中央正式文件的，其他两篇均未下发过，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均有提及。)

　　我想以这四篇为主，联系前后的一些谈话，研究毛泽东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断的主观上的思考和他认定的理由。

　  1.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是以组织错误为支持、以理论错误为指导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首先是在理论上犯错误，然后才导致政治错误的。毛泽东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战略举措。为此，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表达了不惜粉身碎骨、"准备跌得粉碎"的决心。

　  可是为什么这种崇高的愿望在实践中却发生了相反的效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严重背离呢?关键是理论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而理论问题的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由此而产生的症结则是修正主义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有没有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对斯诺说，"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与苏联妥协。苏共23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这么建议我们打掉了。这里对刘少奇、彭真的批判是一种误解，不符合历史实际。但由此可见修正主义的问题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中确实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重要因素。这就涉及我们党近50年的理论工作，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分歧的核心问题，这同样也是"文化大革命""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核心问题。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和基本任务就是反修防修，不把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彻底搞清楚，就不能搞清历史、理清毛泽的思路，也不能说清思想理论战线的很多问题，甚至还会遗祸于后代。

　  2.为促进世界革命，挽救国际共运

　　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从对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处于高潮的认识出发，提出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全球战略(见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1965年9月3日)到认为美国己陷入"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寄希望于美国"出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同斯诺谈话)，他甚至公开宣称: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①

　　同时，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颇不满意。同胡志明谈话中，毛泽东说"全世界的党都分裂了。"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更厉害，认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何况我们呢?"颇有一点悲壮凄凉的感觉。世界形势大好，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大多数已经不行了，所以，毛泽东迫于庄严的历史责任感，要挺身而出，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斗争，不惜粉身碎骨。

　　3.解决党变质的问题

　　这点在毛泽东与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十分突出。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四部分人:一是老干部中的民主派，只赞成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到合作化就不赞成了;二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一批人;三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四是地、富、反、坏、右、资的子弟，解放后上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他认为党的状况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必须彻底整顿。

　　4.解决接班人问题，防止党变修

　　毛泽东认为，党内混进了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现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强调提出"按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会出修正主义，要抓紧解决。在与卡博、巳卢库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正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如此严重，使他感到"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下决心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和巳卢库的谈话)不过当时他认为已经找到了这种形式就是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对这种形式的效果毛泽东是坚信不疑、充满信心的。他认为天下大乱一定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前途是光明的"、"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总之，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不能说是不好的。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政治结论却是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极端的，甚至是完全颠倒的。这种理论探索上的误入歧途和形势判断上的片面性，是导致毛泽东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决策的最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异常丰富深刻的，我们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多层次的分析和总结。对于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来说，还有一个特殊层面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革命，正确估量每~次革命的意义和不致过分夸大革命性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革命导师列宁有一段十分精彩而深刻的分析，现抄录如下: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并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地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①

　　这是列宁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勇猛推进，超过必要限度遭遇挫折，而不得不暂时退却的曲折经历的科学总结。这个科学总结对于在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的鼓舞下，习惯于以革命的、战争的、暴力的手段，"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敌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革命勇猛前进一直到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的同样经历曲折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富有教益。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不适合的时候、不适合的环境、不适合的场合利用不适合的手段采取的行动。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确实没有做到"最冷静地最清醒地思考"。而且把"文化大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有一点微小的非议。虽然己经"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仍然终身维护，一直到死还认定这是自己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但愿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能多读一点马列的书，以史为鉴，少犯一点早已总结出的历史教训。

　　*本文原载《党政干部学刊》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