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美国观的历史发展

　　如果从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在书本上初识“美利坚合众国”算起，到l976年最后一次会见尼克松为止，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70年来，毛泽东美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初识“美利坚合众国”，到最后定位于“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判断，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所谓“超级大国”，不仅是指军事上实力强大，而且是指经济上的发达国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原子弹多，比较富”，并且企图称霸世界。它包含了毛泽东早年关于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和“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这样两个方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

　　当然，毛泽东的美国观绝不仅仅限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美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反复变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立场，变换过不同角度，认清了不同侧面，把握了不同特点，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不仅从总体上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特征，而且在其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都经历了若干个小的反复和循环，构成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历程。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并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开始降为次要矛盾。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很快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转变过程。抗战前夕，毛泽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开始把美国看作是需要争取的“民主国家”和“友邦”。在与斯诺等外国记者的谈话当中，他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初步调整了过去关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是完全“步调一致”的判断，认为当前其他列强并未像日本一样正在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武装侵略。由此，他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新的区分方法：一方面根据西方列强对战争的态度，将其区分为“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另一方面根据它们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将其区分为“侵略国家”和“友邦”。这种区分方法，不仅改变了过去仅仅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统一战线的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过去只看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斗争策略。根据这一区分方法，毛泽东很自然地把美国看作“民主国家”，并认为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是“受我们欢迎的友邦”。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国共合作的大趋势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逐步调整，毛泽东进一步摆脱了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和斗争策略的束缚，首次从正面肯定和评价了美国和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明确表示对美国寄予厚望，认为现在是中美两国“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同时也在积极防范英、美等国搞“远东慕尼黑”阴谋。特别是欧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度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了较为严重的判断，并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题目下，把英、美、法等国也当作敌人加以抨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中美两国结成战时同盟，双方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撑点。此后，在共同抗日和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旗帜下，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中共的对美策略，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在外交上，积极加强与美国的联系，热烈欢迎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对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给予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称赞；在军事上，对美国采取积极配合的政策，努力争取美国的实质性援助；在政治上，积极打好“美国牌”，谋求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除此之外，对于战后的中美关系，毛泽东也作出了许多大胆、乐观和积极的设想。可以说，正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视野下，他对美国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然而，抗战胜利前后，围绕着民主与和平的主题，国共双方展开了明争暗斗。随着国共斗争的日趋复杂化和美国调处过程中“扶蒋、反共、防苏”策略的逐步明朗化，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一波三折，最终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毛泽东的美国观，也从此发生了新的转变。

　　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前后不到一年时间。美、苏、国、共四方博弈，中国局势异常复杂。随着赫尔利政策在中国的失败，美国人又祭起了马歇尔调停的大旗，然而其“扶蒋反共”政策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毛泽东在指导和谈与对抗两条战线的斗争中，逐步认清了中共与美蒋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也认识到国际上的美苏妥协并不妨碍中国革命，国共斗争也不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由此，他下定决心，打一场人民战争，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此后，他的美国观，从抗战时期以“联合”为主题，经过战后初期以“和谈”为主题，进入了新时期以“全面对抗”为主题的发展阶段，即进入了在美苏之间开展“中问地带的革命”的新阶段。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美国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全方位支持国民党，完全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因此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作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正确判断，坚决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在认真分析世界革命的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自觉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带领解放区军民浴血奋战，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转折年代”。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当中，毛泽东对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以及未来中国应对美国采取何种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了符合敌我双方实际的客观估计，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美国观，并在这种科学认识指导下，制定出正确的对美方针和策略，利用美国的“等待”和“观望”态度，一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终结。自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美国在中国实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随之告终。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隔绝历史从此拉开序幕，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在国际社会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进一步明朗。因此中美对抗相当程度上反映着美苏对立，中国革命不再是过去纯粹意义上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而具有“世界革命”的色彩。此后，毛泽东的美国观，开始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下逐步展开。从朝鲜战场上的直接对抗，到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封锁，再到两次炮击金门，提出“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作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判断，整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都是在两极对抗的大视野下来认识和观察世界的。根据这种两极思维，他始终把美国当作新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他对美国的看法是：“美国可怕，又不可怕”；他对战争的态度是：“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开展和平外交，同意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另一方面实行“绞索”政策，始终把对美斗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局面，毛泽东认为“不能两面作战”，“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为此，他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缓和，实施“联美抗苏”的策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此后，随着中美缓和步伐的徘徊和美苏缓和、共同主宰和争霸世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毛泽东更加认清了美国霸权主义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本来面目，改变了过去“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向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作斗争。正是在这样日趋务实的美国观和国际战略指导下，中国在70年代前期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同第二世界国家加强了联合与协作，利用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