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出发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正确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因此，在《正处》发表50周年的时候，重温《正处》，我们又多了些期许和体会。

一、“二个月讲话，二个月修改成文”及毛泽东本人的评价

从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文章发表，历时近4个月，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已经将这个过程讲的比较清楚了。但是怎样解读这一过程，也还需要研究者加以关注，这将有利于全面理解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理论价值。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讲话稿最初只是一个1600余字的提纲[1]，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从下午3点开始，讲到6点40分，“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展开的”[2]。讲话由速记员记录，胡乔木将记录稿整理成文字，于3月30日报送毛泽东。4月24日，毛泽东开始正式修改讲话稿[3]，直至6月19日公开发表。那么，可不可以将其归结为“一次讲话，2个月修改成文”呢？恐不尽然。我认为准确地说应该是2个月讲话，2个月修改成文。

为什么说不是一次讲话，而是2个月讲话呢？因为，除了2月27日的讲话之外，毛泽东在3月初至4月上旬又作了一系列讲话和报告，这些讲话、报告都是2月27日的讲话的延伸和补充，因此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3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一周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开了6个会，讲了六次话，包括5个座谈会，即3月7日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3月8日的文艺座谈会、3月10日的出版座谈会、3月11日的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会以及3月13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和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除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比较全面系统外，其余5个座谈会主题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围绕着2月27日的讲话展开的。紧接着，毛泽东驱车南下，从3月17日到20日，4天旅途连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向3省（山东、江苏、安徽）2市（津、沪）做了4场报告。从4月4日到6日，毛泽东又连续3天在杭州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4省一市思想动态的汇报，主题还是围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关问题，当然重点是党内。毛泽东通过座谈会多方了解党内外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继续深入思考，他一边整理思路，使之更加条理化，一边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之更加完善。

举个例子，比如，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做了解释：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是“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时间还要更长一些。这段话，就是3月17日晚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时讲的。这个意思，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12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明确讲出来。而这时据全党整风文件的发布还有整整40天，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因为反右派斗争而起了变化。

至于文字修改过程，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分析，从5月7日毛泽东将讲话稿的题目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6月中旬，毛泽东共对讲话记录稿做了6次修改和补充。[4]5月10日，毛泽东将“草稿第一稿”送出，在小范围内印发，“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5月24日，毛泽东批示将“第二稿”印发给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嘱其“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5月25日，毛泽东将“第三稿”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了，除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30余位到京开会的各省市区负责人。毛泽东要求务于当晚12时前将三稿送到各人手中，“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毛泽东再次请大家“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5月27日，他批示将“第四稿”印发征求意见。他特别提示“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并请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这一稿的印发范围，是“此次到会人数”，应该和第三稿同。5月28日，他批示将“第五稿”“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征求意见。这仪稿的印发范围有所不同。6月9日，毛泽东将他自己标明的“6月8日修正稿”批示“分送政治局、书记处个同志及田家英”征求意见，并“即刻付翻译。” 6月17日，讲话整理稿经毛泽东最终审定定稿[5]。

其后出版的《毛泽东传》介绍得更详细。它不仅具体列出6月9日之前每一稿是如何修改的，还披露了6月9日至17日之间这段时间的修改情况，即6月9日凌晨，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稿第七稿，毛称这一稿为“6月8日修正稿”。[6] 6月14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并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6月16日，在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后出了第九稿。第二天（6月17日），又做了一次修改，是征求意见稿第十稿，这一稿注明是“最后定稿”。这就把《毛稿》的注释进一步说清楚了，没有这段细节，人们很自然地以为毛泽东的修改稿只有6稿。[7]上述征求意见稿两次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三次印发各省市委负责同志，两次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关于修改的版本，薄一波也有个说法。据薄一波的书中说，《正处》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加上中间的修改稿，“共有15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14次”。[8]这和《毛传》有出入。《毛传》计算出的是13稿，因为最初毛有4次“自修稿”，第一个征求意见稿是他“自修稿”的第四稿，等于前边还有3稿“自修稿”，加在一起是13稿。[9]不知道这个误差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还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毛泽东对于讲话的修改是非常认真的，不仅在于他自己一遍一遍的改，还在于他几乎每一次都要求拿大家在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确是集思广益。

《正处》的正式发表，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据有关资料统计，该文发行单行本120多个版本，其中汉文版10多种，少数民族版20多种，外文版80多种，盲文版4种。到1958年已印行2135700册。[10]它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苏联《真理报》于《人民日报》发表的同一天全文刊载，其他东欧国家都有宣传和介绍。它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美国《纽约时报》在稍后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社论。美国其他大报如《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等也都刊载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苏、美、日、德、意等20多个国家也分别出版了该文的单行本。[11]

引起了如此的反响，毛泽东本人是怎样向外人评介这篇著作的呢？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一个空白。从所见到材料看，毛泽东几乎没有做什么评价，更没有突出自己的理论建树，他所关心的是介绍并阐述这个理论的观点。

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到，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时期内，在苏联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看成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乃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是需要加以调节的。专政的范围主要是对阶级敌人。对人民内部的关系，则应用民主的方法。这大概是毛泽东最早向国际友人阐述《正处》的主要观点。4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新任驻华大使时再次谈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群众闹事在中国也有发生，不过不多。对待这类事件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镇压；另一种办法是说服。第一种办法是用来对待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能采用，对人民内部只能采取说服的办法。是我们错了的就要改正，对正确的意见要接受，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进行解释，讲明道理，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不是对人民。这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是讲不通的。5月12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讲到闹乱子是有益处的，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时，特别强调：说社会主义内部不存在矛盾是骗人的，社会的进步就是要矛盾来推动前进。

毛泽东对自己理论贡献的一次明确的肯定是在同年4月8日会见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他说，不能以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界限往往容易混淆。我们党对阶级斗争有经验，现在碰到人民的问题，就联想敌人来了。用过去的方法，行政命令，强迫解决问题，混淆了两类矛盾。西伦凯维兹说：在这里，区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义的最重要的问题。毛肯定地讲：这个问题，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

由于讲话已经被西方媒体抢先公布，而正式的版本尚未出版，各社会主义国家来访人士差不多都提出想要得到讲话全文的要求，这时，毛一般都是以“以后可以得到全文”一句带过，不做过多的解释。个别时候也会解释说，讲起来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但更多的情况是很快将话题转到阐述观点上面去。

对内毛泽东也提到过《正处》这篇文章，那是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说要看一看。讲话是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21日至23日他就看到了。并在23日做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这番话，没有谈理论观点，说的是文章的影响。 

二、《正处》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正处》之所以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就在于它本身的理论魅力，它是对当时社会主义理论一个创新。就理论本身看，公认的创新主要有三点：一是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理论的重要纠正和发展。二是第一次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以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三是 “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提出来。关于这三点以往的研究有相当篇幅的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就方法论而言，《正处》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社会前进动力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二要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联系到50年代后期我国的现实生活，提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等等，也都是闪耀着时代光芒的独特的理论贡献。

前些年，不少人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毛泽东对于讲话稿的若干次修改上，其中有些文章分析了作者在那些问题上做了那些修改，便于理清毛泽东的思路，而有些则对修改多有议论，认为作者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和看法。其实，一篇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是很正常的事。在修改过程中，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判断进行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和发展的思想，经过修改更加完善和更加系统了。这里面，最有力的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这句话不仅回答了在历史大转折之际，一些人思想上的疑问和一些偏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构成这一论述的还增加了以下这样几段话：“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见该文第一个小题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这一段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见该文第五个小题目：“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见该文第十个小题目：“坏事能否变成好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见该文第十二个小题目：“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些论述在今天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再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增加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见该文第一个小题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工业为重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谈到建设经验，补充了“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 （见该文第十二个小题目：“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另外，还增加了 “不要把一切事一切人都由政府包下来”，“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见该文第七个小题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此外，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也新增加了很多论述，包括“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见该文第十一个小题目“关于节约”）。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都有启示作用。

还比如，关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思想。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紧接着的下个一自然段几乎同样的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此外，有关这部分内容还增加了众所周知的关于鉴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与此相联系的是增加了关于对修正主义的论断，提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因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投降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见该文第八个小题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论述对于新形势下如何搞好意识形态建设有指导作用。

三、《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战略任务中的现实意义

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讨论《正处》的时候，无论是社会主义实践活动，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主观认识，都与当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背景下，我们该怎样理解《正处》的现实性呢？

首先，《正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判断和认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运用矛盾普遍性原理，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把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追求的目标。

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和《正处》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而正是这些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容易使一些人产生疑问，似乎我们既然讲和谐，就不应再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一切不和谐的方法、手段就都是不适用的。与此相关的还有的人为求和谐而和谐。这既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思想认识规律。

就思想认识规律看，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相互联结的对立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复杂的有机体，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矛盾的解决是动态的积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消极的结果。所以，讲社会和谐，一要承认矛盾和矛盾的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二要重视解决矛盾的方法，克服矛盾的过程就是达到和谐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12]所以，承认矛盾，正视矛盾，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矛盾，是达到和谐的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和谐从来都是由不和谐产生的。在不断取得相对和谐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就取得了进步，得到了发展。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就长时段的历史时段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13]没有这个政治前提，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那么，这个政治前提是怎样实现的呢？首先我们经过土改，根本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土改是一场“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是不和谐的方式。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社会变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才使得广大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得到解放。随后的三大改造，又进一步消除了导致社会对立、产生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为实现社会和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才形成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局面，也才为在人民内部求得和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同样，如果不是经历了20年的曲折反复，我们也不会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可能提高的这样迅速，社会经济文化不可能取得这样长足的进步，我们也就没有条件在这里大谈和谐社会这个议题了。这又是一个由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并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讲矛盾的斗争性了。因为一方面正像《决议》所指出的，我们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家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劳动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和问题里面有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则属于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些可以靠说服教育，提高认识的方式加以解决，有些则需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达到将其克服或消除的目的，所以，矛盾斗争性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对斗争性本身的确切含义也要加以澄清。从哲学意义上讲，用同一、统一、一致、依存、平衡、稳定、协调、团结、和谐等概念来表术矛盾的同一性，用差异、排斥、对立、斗争、批评等概念来表述矛盾的斗争性。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带来巨大的挑战，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所以化解矛盾的手段也需多样化，差异、排斥、抵制、批评同样是必要的，而这都体现了矛盾的斗争性一面。社会矛盾学说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这也是《正处》的一个鲜明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作为世界观，就是要承认矛盾。作为方法论，就是要承认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观点、矛盾的运动有其内在规律的观点、矛盾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构成社会前进动力的观点、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的观点等等，并且运用这样的观点解决现实问题。不仅在静态的研究中要有这种理论素养，而且在动态的研究也要有这种理论勇气。要敢于标新立异，提出不同于前人或他人的观点，不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要理性地平等地对待学术研究中分歧与不同意见，不要动辄就进行阵线划分。只要坚持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建设好和谐社会。

其次，在具体论断上，《正处》所提出的一些原则至今仍具有现实操作性。比如，关于国家政治关系，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这对于我们把握好当前的社会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着两面性的阶级，这是毛泽东的独特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毛泽东这样判断问题的根据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样如此。毛泽东并不是不认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属于对抗性矛盾，相反，他明确指出“这两个阶级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个条件有二，一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接受这个政策。[14]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排名第10位上升到第4位，对外贸易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排名第27位上升到第3位，外汇储备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在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成分大大增加，农民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阶层。这是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讲的。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最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总结出新社会阶层的8个基本特征：由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分化形成；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职业和身份不稳定性大；政治诉求逐步增强；多数是非中共人士；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对于如何认识新的阶层，他们其中的某些部分是否已经成为新的阶级，在理论界是有争论的，对这部分人员采取何种政策也是各执一词的。我想，只要这部分人遵守国家法令，依法经营、合法纳税，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就没有理由把这种矛盾引向对抗性。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政策会给当代人以启示。再比如，关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斗争，而且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在这里，一方面要按照毛泽东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主要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细致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5]办法，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真理，也要在同错误思想做斗争中，在各种批评中间，不断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听任各种错误思想泛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16]。掌握好这两手，“两手都要硬”并非易事，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就连提出这个重要理论的毛泽东本人也走过弯路。但是，走了弯路不等于理论错了，何况，正是因为经历了曲折，才越显得该理论的价值所在，才越觉得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理论贯彻好执行好，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第三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