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恼的赫鲁晓夫回国刚到苏联远东,就在讲话中影射中国“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把这个讲话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等11人说:“值得一看,想一想。”[14]在炮击金门中,毛泽东制定了不解放金门,以此牵制蒋介石,保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的十分高明的战略,赫鲁晓夫却不能理解。10月31日,他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把中国这一政策比作“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赫鲁晓夫的所作做为,引出了毛泽东的一组“反修”诗。
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写的一首[15]是: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是讥讽赫鲁晓夫吹嘘世界要成为“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是指赫鲁晓夫访美时美国一个农场主送给三头良种牛和一个资本家送给一盘古银币,使他十分高兴,在毛泽东面前大加称赞美国人有汽车房子的“幸福生活”。
1959年12月初写的一首《七律·读报有感》[16]是: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遍寻全球侵略者,唯余此处一孤家。
1959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杭州过生日,将他写的两首诗分送给在座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小组成员,其中一首[17]是:
七律·读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托洛斯基到远东,不战不和逞英雄。
列宁竟抛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诗中多处借用赫鲁晓夫访华过程中指责中国的语言和口吻,自嘲说,世界就要实现大同,只有中国是“不识相”的“蠢虫”。“叶督”指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军队进攻广州,采取“不战、不和、不走、不降”政策,终于被俘,拘禁印度而死。
1960年6月13日毛泽东写的一首《七律·读报有感》[18]是:
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白,戴维营里面施朱。
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和前几首针对的赫鲁晓夫访美、访华背景不同,这一首针对新的国际风云,蕴涵史实最为丰富。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政府达成协议,商定1960年5月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谈,讨论关于裁军及和平共处的协议。赫鲁晓夫对此寄予厚望。
然而,“青云飘下能言鸟”,给了他迎头一击。5月1日清晨,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侦察。当天上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红场上检阅五一阅兵式时,得到防空兵司令比留佐夫的秘密报告,U-2已被击落,飞行员被俘,正在审讯。美国中央情报局却以为飞行员必定死亡,可以抵赖,于是次日通过报道说一架飞机在土耳其境内失踪。然而,被俘的飞行员这只“能言鸟”一五一十交待了从事间谍工作的侦察任务。
赫鲁晓夫发表了抗议声明,为了不破坏五月巴黎会谈,只谴责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他没料到,艾森豪威尔并不买帐,傲慢地宣布自己事先知道并且批准了U-2的飞行计划。并说:美国有权为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不顾及其它国家利益,今后仍将采取这类的作法。
“黑海翻腾愤怒鱼”,感到丢脸的赫鲁晓夫决心报复,5月14日,他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四国首脑会谈开始前,宣读了措辞强烈的声明,要求艾森豪威尔就U-2飞机入侵一事进行道歉,否则苏联将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访苏邀请。一阵沉默之后,艾森豪威尔拒不道歉,立起身来,率领美国代表团扬长而去,留下赫鲁晓夫气得“爱丽舍宫唇发白”。 U-2事件打破了“没有战争”的美梦,从一心幻想“和平新纪元”的单相思,到被美国打入冷宫,摇摆不定的赫鲁晓夫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当年秋季在联合国大会讲坛上发言时,他竟然愤怒地用皮鞋敲打着桌子。反复无常,正如毛泽东诗中所回敬的“托落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毛泽东上述“反修诗”都没有正式发表。1961年1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谈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一书。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向诗人何其芳说起了自己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他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
此后,毛泽东还写过两首专门针对国际问题的“反修诗”。一首1961年11月17日所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背景是:
10月17日至31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组织一些国家共产党对不肯拥戴他“老子党”地位的“异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讨伐。还提出了建设“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口号,决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针对苏联组织攻击,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谢胡的领导,提出不同意见说: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于是中共代表团也遭到群起攻击。周恩来愤而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他特意向即将被移走的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
10月18日,郭沫若观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联想到苏共对兄弟党进行的猛烈攻击,写出《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将唐僧比喻苏共,严厉批评了唐僧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甚至激愤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但也认为唐僧还不是“妖”,不是“敌”。毛泽东在广州看到郭诗,写出和诗,将苏共指为“便有精生白骨堆”,“妖为鬼蜮必成灾”。号召“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又和了一首,改变态度说“不教白骨聚成堆”,“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看到和诗后,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有的解释认为:“本诗的主旨与郭诗相同,只是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19]。郭诗“模糊”,而毛泽东“以为唐僧是可以教育好的中间派,妖怪白骨精才是主要打击对象”[20]。其实,毛泽东诗与郭沫若第一首诗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对唐僧应采取什么态度,而在于谁是唐僧,谁是白骨精 [21]。郭诗用唐僧来比喻不识帝国主义本质、攻击兄弟党的苏共;毛泽东则用善于变化伪装的“白骨精”来比喻“苏联修正主义”,唐僧指两党之间参加了对中国围攻的大量其他党。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控制与反控制,反对苏共“老子党”的作法的话,那么,从这首诗开始,毛泽东重新划分了敌、我、友的范围,认定苏共主要领导人是“白骨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
1965年夏秋,毛泽东写下了一首《念奴娇·乌儿问答》。这是毛泽东继悼罗荣桓诗之后,又一首提到鸡雀与鲲鹏的诗作。毛泽东两次用这个典故,是因为经他修改于1963年9月发表的九评文章之一《关于斯大林问题》,曾用俄国克雷洛夫寓言和中国庄子《逍遥游》比喻赫鲁晓夫是鸡雀,斯大林是鲲鹏和鹰。“不见前月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引出一段国际风云。
1963年7月25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一直认为,只要世界上几个核武器大国在一起开个会,订个条约,世界大战就可避免。早在1960年2月,他就宣布苏联的全面彻底裁军立场,代表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对于这种老子当家的作法,中国当然不买账,宣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一切国际协议都不对中国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大为光火,当年撕毁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协议。
赫鲁晓夫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钟爱“土豆烧牛肉”。1964年4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在访问匈牙利时,他当着公众的面,责骂对外援助不力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说;你吃了捷克、匈牙利的土豆烧牛肉,还搞这些坏事。连美国人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嗜好,这样评价他:“即使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他也要站在泥地中间向那些持有异议的听众讲解应当如何正确地栽种土豆……”
这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宾时鄙夷地说起赫鲁晓夫:根据他的说法,好像他那里有很多土豆烧牛肉,苏联的工人、农民每人都有土豆烧牛肉。他说我们只要革命,不要吃饭。他好像是吃饭第一,革命第二。
限制核武器当然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形成核垄断,危害无核国家的主权。让人民都吃上土豆烧牛肉,也是好事,但作为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描述,过于庸俗。这是诗人毛泽东直斥“不须放屁”的原因之一。
纵观国际风云中的毛泽东诗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几乎都产生于中苏大论战时期。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从1959年底开始,中国在美国的军事、经济封锁之外,又面临着赫鲁晓夫组织的反华围攻。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中国似乎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困境。在国内,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的心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用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意志,成为他创作的需要和动力。如果以已经看到的诗词为依据作个统计,从1959年到1965年,毛泽东共写出了22首,平均每年3首以上。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30年至1935年之间,平均每年2首以上。当时也恰恰是共产国际支持下各种错误路线先后统治中央,毛泽东几次遭到排挤,红军被迫进入艰苦的长征途中。这两个时期,都是毛泽东受到来自内部阵营压力还不能公开反击的时候,也是他诗词杰作频出的时候,被压抑的心情只能通过诗词的含蓄方式来宣泄。正如毛泽东提到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发愤之所为作”,赞同地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2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诗词,是他内心抗争的火花,还不是公开讨伐的檄文。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诗词写的国际风云,多是“反修”,而不是“反帝”。
时光流逝,40年后的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和鉴赏毛泽东国际风云中的“反修诗”?对当年的那场大论战,历史已经作出了基本结论。1989年邓小平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23]当年“九评”中的一些观点确实存在着许多言过其实的问题。后来随着论战激化,又断定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国家,将“反修”列为国内外中心任务,甚至导致中国进行了“反修”的“文革”。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尽管毛泽东在“反修”问题上存在严重失误,但贯穿和洋溢这些诗词的,是强烈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无畏精神,是不怕“恶刹凶神”、不信“兴鼓吹、吐烟霞”的堂堂正气。毛泽东诗词中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也被历史证明是基本正确的。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在于:一、对帝国主义抱有一相情愿的幻想;二、采取老子党的霸权主义做法,粗暴地制止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干涉台湾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不是指意识形态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4]“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25]这种贯穿着毛泽东诗词的浩然正气,使我们今天回味这些诗词时,仍能感到黄钟大吕般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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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5页。
[2]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引自《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3]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引自《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309页。
[4]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5]罗伯特·佩恩:《毛泽东》,日本东和社,1953年版。转引自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1页。
[6]萧永义:《“索句渝州叶正黄”探源》,《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7]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52页。
[8]李晓航:《毛泽东诗词书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9]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
[11]转引自熊向晖:《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见《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71页。
[12]刘亚洲《毛泽东喝酒论英雄》一文中对此次会见毛泽东谈诗的描写,纯为文学杜撰。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565页。
[15]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16]转引自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
[17]转引自李林达:《情满西湖—毛泽东在浙江纪实》,《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又据在场的邓力群后来回忆,包括此诗。
[18] 转引自陈国民编:《毛泽东诗词对联心解》,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20]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1年版第225页。
[21]详见陈东林《毛泽东诗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58、259页。
[22]转引自陈东林《毛泽东诗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