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眸历史，总结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为毛泽东那胆识过人,气魄恢宏的治国艺术所折服。兹试举二、三述之。

一、抓住主要社会矛盾，"三套锣鼓一起敲"

　　建国之初,矛盾复杂,问题成堆,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另一方面,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尚待进行,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仍继续存在。千头万绪，第一位的是提纲挈领，准确地抓住主要社会矛盾。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领导社会经济生活以后,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突出起来,这时,如果头脑不能保持清醒,注意力很容易就被这种逐渐突出的矛盾所吸引,不能从复杂交错的阶级关系的全局看问题,把反对资产阶级当作主要任务,急于搞掉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内已经表露出这种倾向。报纸上不登鼓励资本家组织工人开工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却屡见不鲜。许多私营工厂停工,1949 年7月对上海86个行业调查显示,在13824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只有4457家,占32.24%,停工的有9367家,占67.76%。开工工厂的开工率也很低,不过40- 50%,甚至20-30%。正是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前往天津宣传解释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是限制利用而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这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如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就紊乱了自己的阵线。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克服党内"左"的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 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以中央名义致东北局电中明确认为: 在执行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中出现的"左"的倾向, 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1949年到1950年初,我国经济领域先后出现4次物价大涨风。这其中,固然有军费开支大,人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原因, 但"资产阶级同我们较量",投机资本兴风作浪也是重要原因。由此,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左"的情绪再一次滋长起来。在同年 3、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为主,还是斗争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挤垮资本,就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斗"和"挤",认为今天的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越要排挤私营","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 "对私营不必扶持,甚至禁止"等等。针对这种情绪,毛泽东在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写下重要批语,他强调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我们"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确立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以及为此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和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论及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提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 以孤立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地主阶级。他强调："我们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这是对于建国初期主要社会矛盾问题的精辟分析和战略策略方针的明确指示。毛泽东还解释说,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现在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要"各得其所"。对公私企业应看到性质不同,但待遇上应一律看待。这叫"有所不同",而又“一视同仁”。"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同他们作斗争,另 一方面要团结他们。"在此稍早一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准确地抓住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的残余势力这一主要社会矛盾,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适当的位置和给以适当的处置,从而避免了因过早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产生的社会震荡,使新生政权在矛盾交织的复杂社会状况下得以巩固,表现出毛泽东善于在风云变幻中,敏锐地洞察形势,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事物本质的成熟政治家的睿智。

　　明确了主要矛盾后,如何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仍是一门学问,特别是当客观情况是一个变量而非常量的时候。

　　完成土改和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是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经确定的任务。1950年3月,毛泽东就 为制定有关土改政策而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6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改法就颁布施行了。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在农民运动业已 开始有准备的地区,可以从秋季开始实行土改。同样,3月,中共 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反革命活动, 给以严厉及时的镇压,以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可以说,土 改和镇压这两项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已经开始进行了。但就在这时, 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使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它既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发展为同美帝国主义直接的较量,又使国内各项工作已经敲定的盘子面临着是否变更调整的问题。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很大,不少人对于出兵朝鲜颇多顾虑,其中政治上的因素就是考虑到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外御强敌时,怎能不先安定自己后方?

　　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认为:"能战然后能和",同美帝国主义者的较量不可避免,迟早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再建设。下定了打的决心,同时又并不因为派兵赴朝而延缓或改变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不顾此失彼。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认为,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不能停止下来,相反,应当充分动员抗美援朝所激发出来的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团结力量,大力促进国内各项工作的完成。从而,形成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头并进的局面,即所谓"三套锣敛一起敲"。

　　人们常常认为:中国人民历经战乱,刚刚得以喘息,又要同世界上头号强敌美国较量,这个决心实在难下,却不曾想到,三大运动同时进行的艰巨性。毛泽东举重若轻,大气磅礴,指挥全 国人民把这三套锣鼓敲得有声有色。这是毛泽东"十个指头弹钢琴"的党委工作方法在治国艺术中的灵活运用,也是毛泽东总结抗日战争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发展。

　　抗美援朝是反对帝国主义;土地改革是反对封建主义;镇压反革命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这三大运动都属于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性质，符合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总方针。因而,三大运动相互结合,取得相得益彰之效。抗美援朝极大地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社会改革,对比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踊跃参军参战,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愈加显得卑鄙无耻,也愈发激起人民的愤恨。高扬的爱国热情也有力地推动人民群众向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彻底宣战。镇反运动的胜利,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造成我国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局面,抗美援朝也有了可靠的后方。土地改革顺利完成,广大翻身农民焕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支援朝鲜前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

　　毛泽东不仅抓住主要矛盾,而且抓得轻重有度、缓急有致。须知,三大运动同时进行不等于同步进行。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对入朝参战的政治目标和作战目标的前后认识有所变化,但一开始却认定战争不会在一两年内结束,因为这主要是不完全取决于我方,美帝国主义不碰得头破血流,不会善罢甘休。既然如此,土改和镇反就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后的10月和11月连续发出若干指示,要求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拖延就是失策"。要求凡未向中央汇报镇反情况的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等年底以前一定要做一次专题报告,"不要延误"。由是,全国迅速出现一个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并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一段时间镇反工作中"宽大无边","有天无法"的右的偏向。土地改革在各级政府的有力领导下,也搞得生气勃勃。

　　当三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倾注大量精力,从政策上加以指导,使之健康发展。1951年2 月,毛泽东针对有些地方土改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指出,土改工作应当加快,并不是要求违反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在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就不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4月,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土改过程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退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他要求各新区均应按照这三个阶 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或跳跃。新区土改遂走上分阶段有步骤发展的轨道。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话可说。当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作粗糙及错捕错杀的过"左"现象时,毛泽东及时作出严格划分具体政策界限,精细审查捕人名单和控制捕人杀人批准权等决定,以及对多数犯死罪分子实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三套锣鼓一起敲"不仅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还为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和 "边打、边稳、边建"

　　恢复被连年战争极度破坏的国民经济,是新生政权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的迫切任务,这一关过不去,共和国将无以立足。因此,建国后的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也及时地作出了用三年左右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义务。如何根据这种新的特定历史条件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战略,成为考验决策者有无创造性,能否及时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关键问题。

　　1951年2月,毛泽东在部署1951年工作时提出“三年准备, 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并且指出,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明白,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工作。在此稍后的3月,毛泽东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报告稿上写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上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时提出的是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些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同一年,他还说过"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现在在战争进行的情况下,不再讲用三年五年,反而进一步明确是"三年准备"。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一年来的工作进展顺利。经过财经统一、调整工商业,物价稳定了,工商业的困难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用三年完成恢复任务更有把握,无须再说"五年"或者 "还多一些时间"了。为了不延误时日,告之全党高级干部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时不我待,宜早做安排。"十年计划经济建 设"的设想则是把三年以后的前景确切地提到全党面前。多年来 我们都是把中国的工业化当作奋斗目标,现在就要变成直接行动了,当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这一任务作直接准备。毛泽东认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明确这一思想,有利于在三年准备之后,不失时机地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由革命转入建设,而 不致延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而更自觉地将所担负的各项工作,同党的总方针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