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央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在制订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在内，……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现在各地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农业社或手工业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等三种。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25]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

　　1958年7月1日，《红旗》第3期发表文章，最早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不久，毛泽东视察人民公社时赞同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布《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

　　关于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思想，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就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有些人忽视沿海那些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现象提出的。

　　1957年2月，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26]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法，是毛泽东根据我国财力有限、人口众多、资源技术配置多层次的特点而设计的。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二）毛泽东正确的工业化思想没有得到全面始终贯彻的原因。

　　应该说，上述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的认识，都是符合国情和正确的，成为我党的宝贵思想财富，并为1978年以后所贯彻。但可惜的是，直到毛泽东逝世，上述正确的思想不仅难以贯彻始终，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在1956年“八大”前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提出过一些较好设想。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都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56年底，毛泽东在与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甚至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7]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但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将社会上关于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看待，将党内关于利用市场机制和其它经济成分的一些设想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看待，导致脱离实际的左倾认识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针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大锅饭”的改革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遭到压制和批判。　

　　再从充分利用中国丰富人力资源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看，毛泽东认识到苏联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和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他多次探索“权力下放”和发动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扫盲运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庆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文革”期间的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等。但是由于当时不能从根本上破除计划经济模式，放权和发动群众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相反，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群众运动也往往变成“运动群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紧张的国际环境干扰了协调发展，使“备战”长期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考虑之一。毛泽东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以及中苏边境冲突都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一脉相承的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而美国和苏联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民族独立的浪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个理论。

　　1955年至1956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关系最缓和的时期，即使如此，毛泽东在1955年仍然指出要备战。[28]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过去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29]

　　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工业化战略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建国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备战”的影响，因此加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为“备战”而调整工业布局就成为工业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着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起，备战就成为制约工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因素，当时的工业投资的结构和区域布局，即反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和向内地倾斜。以后的工业投资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政策，即：一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整个工业发展中具有突出地位；二是在工业布局方面，更注重向战略后方的工业投资。特别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由于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又由于投资地点的选择更多地考虑到“备战”的需要，因此投资的效益自然要比投资轻工业和沿海地区低，这又降低了工业本身的自我积累能力，需要国家提高积累率和从农业、轻工业那里提取资金，从而使得毛泽东的农、轻、重协调发展思想难以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文稿》第1—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1996。

　　（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武 力、高伯文：《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7期。

　　（5）陈德民：《简论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

　　（6）温小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思想初探》，《历史教学》2001年第7期。

　　（7）芮明杰：《社会主义工业化论》，学林出版社，1993。

　　（8）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鲁振祥：《探索的轨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1—20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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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在“七大”讲话集》，1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1版，1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714—7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人民出版社，197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7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54页，红旗出版社，1987。

　　[7]参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五期。

　　[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1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9。

　　[1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1994。

　　[1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1994。

　　[14]毛泽东在1964年5月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农业主要靠自力更生和大寨精神。因此，投资仍然是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倾斜。

　　[15]《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16]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27～428页，人民出版社，1999。

　　[1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77。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1页，人民出版社，1977。

　　[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77。

　　[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77。

　　[2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77。

　　[22]《陈云文选》（1956—1985），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6。

　　[23]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

　　[24]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206页，红旗出版社，1987。

　　[25]光盘版《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7-980028-96-1/d-07。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77。

　　[27]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3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77。

　　[2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