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1—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以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模式，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时期，通过高积累和集中有限财力，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各种积极性，充分利用了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并寻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作为第一、二两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工业化思想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党的方针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两个来源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经验；二是中国自己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地点和时代，正是工业化最早的诞生地和最早显示其伟大力量的时代，与此相伴，则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张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无论是他们的实证研究还是逻辑推理，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诞生的取而代之的社会形态，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不存在工业化的问题了。显然，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化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工业化的出现以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业化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和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工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当时称之为工业革命或大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分析，提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二是对工业化的客观描述和实证研究，指出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第三个方面，则是通过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推导出工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尤其如此，因为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就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方面。

　　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工业化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四是关于农业应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总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科学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规律和结果，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工业化任务，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和政策，但是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同时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1]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虽然毛泽东等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党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即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不是工业化的具体方针政策。

　　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当时毛泽东缺乏经验，基本采纳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最终形成。同年9月24日，作为庆祝建国三周年的口号，中共中央将其公之于世。

　　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还主持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宣传提纲》）。该提纲于1953年12月公开出版，广为发行，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权威解释。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

　　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3]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中再次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4]

　　在衡量工业化是否完成的标准方面，当时我们接受了苏联的观点，只不过《宣传提纲》里的提法为：“使现代化工业能够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5]当时虽然没有使用70%这个数字，但提出大致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却是参照苏联的标准和时间表。1955年2月，李富春在《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中又有所发展，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从数量上看，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从质量上看，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6]

　　到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则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就宣布了实现工业化。估计，我们国家1959年工业总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会超过70%。但我们不宣布实现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宣布实现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由此可能产生松劲的情绪。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感到仅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不足以衡量工业化的。以后，中国共产党再没有使用这个标准，1964年以后，中国以“四个现代化”取代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概念。

二、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几个特点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其工业化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3～1956）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76）四个阶段。在上述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对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形成和演变都有明显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总的来说，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与中外前后的工业化思想比较，仍然具有明显的以下三个特点。

　　（一）毛泽东为了实现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目标，坚持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性质和特点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原理，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出发，提出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体制下，基本实现工业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致设想。这种设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都体现出来。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也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到贯彻。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下半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例如政权的稳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国营经济的日益壮大、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探索等，毛泽东发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以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这也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也反映出这种思想，即估计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上述估计是与党对我国工业化速度的看法分不开的。受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巨大经济成就的鼓舞，党对我国实现工业化所需时间的估计，比建国之初更为乐观。参考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表，中共中央准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3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当时中国共产党将上述两项工作同时进行，是出于如下简单的推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必须以实现工业化为前提。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能不能也同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当工业化实现之日，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

　　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他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扳手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1953年的粮食供应紧张、1955年的农业拖了工业建设后腿（1954年农业未完成计划导致1955年工业原料不足）导致毛泽东重新回到苏联的经验：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改造来为快速工业化提供保障，即以农业集体化来加快农业发展和提供更多农业剩余。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两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即表达了这个思想。1955年8月的《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年底与私营工商业家的谈话，更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先于工业化实现，以此来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于是，从1952年到1953年，毛泽东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思想（先工业化再消灭私有制）向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甚至先行完成）的转变。

　　当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先于工业化的思想，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出于对社会公平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考虑。因为国内外的历史证明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往往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旧中国的农民失去土地后并未能转为工人和享受工业化的成果，而往往是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同时，由于中国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工人的待遇也被压得很低。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不仅可以加快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还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也可以避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毛泽东在1955年论述广大农民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时就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8]

　　此外，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所揭露出来的问题，也使毛泽东过多地看到了私营工商业的弊病，认为私营工商业无论在效率、公平还是高积累方面都不如公有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