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视角，是国际交往中的诗人毛泽东。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最早把毛泽东诗词介绍到世界上的，是外国人埃德加·斯诺，最早的研究者，也可以说是外国人罗伯特·佩恩。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了陕北红军根据地，在保安（今志丹县）与毛泽东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谈话。在10月长达十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长征的主要情况。毛泽东谈话中顺手捻来的中国古代诗词，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例如他谈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了应付非常讨厌的“静物写生”课，“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将其称之为为李白的著名诗句“半壁见海日”。毛泽东回忆1918年底他在北京初次看到冰雪说：“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1]尤其珍贵的是，毛泽东为斯诺亲笔写下了《七律·长征》诗，斯诺在翻译帮助下，当场用英文译出。

　　1937年3月，爱国学生王福时等人根据斯诺提供的英文报道，翻译汇编成中文版《外国记者中国印象记》在北平出版，斯诺提供了毛泽东的照片和《长征》诗手迹。这是毛泽东的诗词第一次发表。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书后斯诺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由此，世界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的诗词，知道了他还是一位诗人。

　　1937年，访问陕北根据地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见过毛泽东后，这样描写他的诗人形象： “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颂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大师作品的质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2]

　　九年后，来到延安的另一位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毛泽东后，也得出了惊人的相似印象：“毛泽东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是一个通晓各种哲理的学者”[3]。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然而斯特朗见过毛泽东以后，则认为他首先是诗人。在谈诗中，毛泽东的一句话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毛泽东站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4]

　　1946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著名作家、诗人罗伯特·佩恩访问了延安，他听说有一种收录70首诗词的毛泽东诗作集《风沙集》，就把尽可能多地收集毛泽东诗词作为主要目的，到处寻找，但最后连这个诗集的封面也没有见到过，只得到了《沁园春·雪》、《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三首当时已经以不同方式发表过的诗词。有人说，“毛泽东在开会时经常随手写些诗，然后就扔在床上，人们竞相去捡，不过这些纸片是很难得弄到手的”。他见到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只是说：“那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佩恩仍不死心，离开延安时尽了最后的努力，他向到机场送行的毛泽东死乞白赖地索取诗，但却被用诙谐话给轻松地差开了。

　　根据佩恩的记载，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对外宾唯一一次肯定自己的诗词的谈话——他与佩恩谈到《沁园春·雪》时说：“啊，那是一首好诗。在飞机里写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的事。我为从空中俯瞰我的国家的壮美而赞叹。——而且还有其他事。”佩恩问：“其他事是指什么？”毛泽东回答：“有很多呀！你想想看这首诗是何时写的。那时社会很有希望，我们信任大元帅（指重庆谈判时的蒋介石——引者）。”停顿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象惯常那样说：“我的诗很粗糙，你可别上当哟！”[5]

　　佩恩的记载应该说是真实的。尽管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般认为写成于1936年，但据萧永义先生的解释，可能是在1945年第一次坐飞机去重庆谈判时“真正看到长城内外和更好地看到大河上下”而修改定稿的[6]。说当时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也符合事实。1946年2月1日，重庆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强调说：“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7] 这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的真诚渴望。

　　1949年，佩恩将他所得到的几首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文，第一次正式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诗词整体[8]。

　　建国以后，毛泽东诗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颂，有英、法、德、意、日、西、葡、希腊、俄、匈、罗、捷、朝、越、世界语等40多种。世界都注意到，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能够向毛泽东直接提出对他诗词的评价而且听到他的回答的，较多的是外国人。下面是拾取的一些花絮：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中国。在前往苏联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途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荒原的几个日夜中，他曾经对随行的翻译－－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到自己战争年代写诗动机，不无感慨地说过：

　　“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他沉思地说：“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但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

　　他又自嘲地说：“现在改写‘文件’体了，什么决议啦，宣言啦，声明啦……只有政治口号没有诗意咯。大概这也是脱胎换骨、从新做人的一种表现吧……”“不能吃老本咯，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没有过去那种艰苦，哪会有今天呢。”[9]

　　显然，毛泽东所不满意的，不是自己真正写不出诗来，而是担心自己失去了写出好诗的环境－－斗争的压力和乐趣。这是外国人不能理解的。

　　印度总理尼赫鲁很早就听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1951年他多次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催要毛泽东的有关诗词。袁向外交部提出了报告，毛泽东却给尼赫鲁的这一热情泼了冷水，8月20日他对外交部批示说：“不要送这种诗词。”[10]

　　尽管如此，1954年10月26日，当尼赫鲁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会见时，在谈话中仍然小心翼翼地想把话题转移到讨论诗词上去。

　　尼说：我想周恩来总理一定知道法国有这样的一句话：“离别的痛苦好像是使人死去一次一样。”毛泽东马上回答说：大约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一个伟大诗人屈原，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听了翻译后，尼赫鲁表示赞同地说：主席刚才引用的那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两个国家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之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生平和作品，仍然不愿谈自己的诗。

　　1956年11月11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德，马钦佩地说：意大利人不只读了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读了您写的诗。毛泽东仍然谦虚地说：我不是诗人，我读过一些诗。随即把话题一转，问意大利是否有专门的培养诗人的学校？马回答说：没有。

　　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在中国的外国老朋友斯特朗、爱德乐、柯弗兰等人，爱德乐、柯弗兰当时正在协助叶君健把新近发表、未收入1959年外文出版社英译本的十几首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文，所以爱德乐向毛泽东的诗词新作表示祝贺。毛泽东说：在反修斗争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爱德乐笑着说：如果说主席在斗争中的武器是诗，那么赫鲁晓夫在斗争中的武器就是皮鞋。

　　确实，毛泽东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写的《七律·读报有感》、《满江红·和郭沫若》、《念奴娇·鸟儿问答》等，都是汇聚强烈国际风云气息的战斗武器。他的外交家形象，和在联合国大会上敲打皮鞋的赫鲁晓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诗人特点，在来中国之前，白宫助手为他找来了英文版毛泽东诗词，尼克松精心阅读并挑选了一些诗句，试图以此找到共同话题，达到在没有解决台湾、越南问题情况下促成中美合作的目的。

　　2月21日，在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后，尼克松的第一句话，就是：“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泽东却把目标指向基辛格：“他是博士”，“今天主讲要请他。”交谈片刻之后，尼克松又重提：“我看到主席写道，机会来到面前时，要‘只争朝夕’。”毛泽东仍然指着基辛格笑着说：“只争朝夕就是他。”[11]

　　在当晚的宴会讲话中，尼克松又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但是，尼克松终于没有勾起毛泽东谈诗的兴趣，也没有达到使中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的目的。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桑是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诗人，他说：我读过的主席诗词，都很优美。毛泽东回答：不够格。比如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话我就写不出来。桑说：主席的文学造诣很高，对伟大的古典诗人非常了解，因此总感到自己不如过去的诗人，但只有伟大的诗人才会有这样的感觉。毛泽东却把话题一转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周恩来补充道：毛主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也说明了世界形势。

　　同月，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马说：我读过毛主席的许多诗词，十分爱读。这些诗词中含有人道的感情及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生活的概念。毛泽东只回答：我不会写诗呢。马坚持说：不管怎样，你是在写诗，书写历史并改造自己的国家。他还有趣地引用毛的一句诗说：花一样的国度里到处都是太阳（“芙蓉国里尽朝晖”）。引起在座者的笑声。

　　虽然这位大主教从宗教的认识提出毛泽东诗词的“人道的感情”，没有得到毛的认可，但他看到了诗词书写、改造人类思想的作用，确实比尼克松政客式的的实用主义要深刻。

　　1975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密特，施谈到同行的国务秘书施莱夫人特别喜爱毛泽东诗词，来华前推荐他也读了。毛泽东仍旧是回答：我不会写诗。施说：至少过去会。毛泽东却坚持说：过去也不会。我会打仗。施说：会打仗，会写诗，会领导人民做不少事情。

　　毛泽东的固执态度，可以理解为他并不把自己的诗词当做单纯的文学，而是“打仗”，也就是斗争，这两者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1975年12月31日午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也谈到毛泽东的诗词[12]。在会见中，朱莉指着王海容说：她告诉我说你有两首新词元旦将要发表了。毛泽东笑着回答：老的。朱莉又问：是登在人民日报上，还是在一本特别的书中出版？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毛泽东还坚决地表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8亿人口，不斗行吗？

　　1976年2月，已经下台的尼克松来华，再次向毛泽东提到他刚发表的诗句：“主席曾说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在1972年就要试图登攀，现在我们还在登攀，这不仅是为在中美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而且是为了中美合作起世界作用。”毛泽东虽然已经病重，连说话都困难，仍然坚决地吐出两个字：“不行。”尼克松对诗词的实用主义态度，和毛泽东实在是差距太大了。一个当做寻求中美主宰世界的话题线索，一个表示了坚决斗争的意志，自然都不是真正谈诗。

　　虽然来访的外国人因政治见解、文学造诣不同及对中国旧体诗词的难以理解，对毛泽东诗词存在着较大隔膜，同时毛泽东的回答也必然包括着谦虚成份，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他们面前评价自己诗词的一个共同态度也是明确的－－不愿意把自己的诗词当做文学，而是当做一种武器，和自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视角，是国际风云中的毛泽东诗词。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近70首诗词里，第一次将世界形势作为背景的，应数1935年10月长征中写下的《念奴娇·昆仑》。

　　词中写道：“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毛泽东后来的自注这样解释：“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13] 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诗词中尽管出现过“世界”、“宇宙”等词语，但都是指作者生活环境或是主观世界，并非国际形势。这首词写作于红军长征即将结束，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毛泽东开始真正走向了世界，考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战略。从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的范围看，他的思路又不仅仅局限于反对日本侵略。毛泽东在词中设想了一支倚天巨剑，要将炎凉不平的世界，砍削为“环球同此凉热”的平等世界，即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大同。

　　从那时起，国际形势成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新源泉——有悼念在缅甸抵御日寇牺牲的戴安澜将军的七律，有歌颂在朝鲜妙香山抗击美国侵略军的“和柳亚子先生”，有讴歌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大好形势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名句……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以“读报有感”为代表的“反修”诗词。1959年，中苏两党关系出现紧张，原因是9月15日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他宣布：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诚然，一个国家、一个党的领导人出访，发表什么言论，是他们自己的事，尽管这些语言颇觉肉麻。但是，赫鲁晓夫却大包大揽地承诺美国，要让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纳入美苏核保护伞之下，这就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为了示好美国，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已不顾1957年两国达成的协议，致信中共中央，正式拒绝提供原子弹资料。

　　9月30日，赫鲁晓夫从美国回国刚一天，就飞抵北京，在中国国庆招待会上影射中国的炮击金门说：“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10月2日，在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提出了显然是他向美国承诺了的几件事：一是要求中国释放扣押的5个美国特务和犯法者。毛泽东回答：放是可以的，但现在就是不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要现在就放。二是要求向世界宣布：中苏不会为台湾而打仗。他指责中国炮击金门给他造成了“困难”，提出应当像苏联内战时期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台湾问题。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台湾问题应该按我们的意见办，不能按照美国的意见办。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