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奠基者和探索者。党的八大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在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时刻，系统地梳理建国后毛泽东科技思想，对于继承前人遗志，昭示今人何从，开辟美好未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早民主革命时期，党就把科学技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依靠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化必须借助技术革命的成果——机器。由此确立了以科技为内涵，以机器为支撑，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工业化取向。1953年，毛泽东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强调，“要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并且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革命作用。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规划时响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得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2]正基于此，他多次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向地球开战。1957年3月，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3]这些精辟的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54年，周恩来曾把“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上，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形成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比较完整的表述。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的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现代的科学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所谓建设，也就是技术革命”。只有完成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才会繁荣发达，党才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才会欣欣向荣，中国才会变成一个伟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6]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第一个原因已经基本解决了，第二个还没有彻底解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7]毛泽东反复强调技术革命的战略意义，渴望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8]1964年12月，周恩来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9]

　　二、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措施和政策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问题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想。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模式方面，坚持跨越式发展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一穷二白，没有负担，可以尽量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0]党在制定1956——1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11]

　　在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对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长远意义。周恩来曾说：“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12]毛泽东也说：“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13]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途径方面，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统一。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4]党在领导编制第一个科学规划时，形成了“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方针和原则。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以后，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坚决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原子弹、导弹等尖端国防科技项目。1961年聂荣臻在给中央的关于1961、1962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贯彻“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勤俭建国”的方针。正是在这样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又明确了总的指导思想：自力更生，迎头赶上。[15]

　　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并不排斥外国先进的文明成果。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把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针。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6]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17]1960年3月18日，他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18]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制度保证方面，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一。早在1940年2月，毛泽东就曾说过：“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19]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而技术革命又为社会制度的变迁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1953年12月，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20]1954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了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新思想、新概括。他写道：“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21]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2]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力量方面，坚持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中包含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中也包含有科学精神。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向科学现代化进军，就必须兼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23]毛泽东还非常重视自然辩证法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提出“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的格言。

　　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例子为人津津乐道。当时，有些科学家认为质子、中子、电子是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泽东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还称赞日本物理学家坂田关于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观点，说他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24]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国科学家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术讨论会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比“夸克”层次更深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25]